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 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 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 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 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 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 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 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 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 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 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 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 ，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 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 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 展的原因和过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 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 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 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 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 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 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 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 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 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 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 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 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 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 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 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 的结果”[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 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 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 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 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 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 。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 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 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 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 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 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 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 《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 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三、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 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
第一、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 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 。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 [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 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 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 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 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 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 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 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 。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 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ｘ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 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 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
第二，融合社会学的知识。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 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 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 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 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 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 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 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 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 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 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 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 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 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 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 《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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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 展的原因和过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 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 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 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 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 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 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 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 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 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 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 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 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 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 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 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 的结果”[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 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 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 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 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 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 。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 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 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 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 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 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 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 《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 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三、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 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
第一、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 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 。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 [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 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 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 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 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 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 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 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 。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 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ｘ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 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 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
参 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 ”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 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 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第二，融合社会学的知识。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 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 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 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 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 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 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 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 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 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 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 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 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 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 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 《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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