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与人文精神
(4)市场机会的扩展
无疑,互联网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市场机会,即达成“交易”的机会。而交易机会(即双方均获得福利改善的可能性)是分工,专业化,和财富增长的前提。
互联网通过下列方式增加“交易”的机会:(a)将科层组织水平化。市场,企业,家庭,政府,以及其它潜在的交易伙伴,为了节约组织运作的费用,常常保持一定程度的“科层”状态。而科层所节约的费用往往会被信息在科层传递过程中造成的扭曲所带来的损失(决策失误)所抵消。换句话说,使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息天然地分散在无数消费者个体当中,而生产手段的有效运行则要求一定程度上的“集结”。互联网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例如企业内部网的“包转换”技术)把信息结构平面化。这样,决策层次可以同时与各个基层个体保持交往界面。经典的例子是Cisco总裁与公司主要客户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每天晚上通过这些电子邮件,总裁可以检查公司各个部门的服务质量并在第二天上午的工作会议上制定解决方案。(b)提供“从头到尾”解决方案(end-to-end solutions)。这类方案固然不来自互联网技术,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例如,Sapient的“系统集成”咨询服务可以在事前谈好的时间和预算之内把企业门户网站与企业生产和供销流程连为一体,Intel的扩展互联网(extranet)也已经把主要客户的内部生产流程集结为Intel销售流程的一部分,从而使客户企业内部的任何部门都可以直接在网上订购所需要的物品(然后通过电子认定渠道获得该部门上级经理的许可),避免了官僚式的采购论证过程.而从这种“一体化”所节约的费用---表现为实现了的“潜在交易”的利润---则在客户与核心企业之间分享。(c)直接提供“消费者对消费者”交易机会(c-to-c model)。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eBay”,在这里不仅有日常生活物品的交易,还出现了军火和人体内脏的交易(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审查)。最近Amazon推出的“zShop”,为所有的人提供月租10美元的“店面”,而租客之一,OfficeMax,正是要借助于这个最大的网上书店的客流量出售自己的办公室用品。(d)由于降低交易成本而带来的交易机会。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网上证券业务的发展,交易费用从每单平均250美元(美林证券1990年标价)降低至每单5美元(Etrade 1999年9月对每季度交易次数超过75次的客户的服务价格)。要知道,以每次250美元的交易费用,股票投资人很难获得“当日交易(day-trading)”的机会,因为只有极少的股票可以在一天时间内波动幅度超过百分之十(假设“活跃股票”的平均价格为100美元,每次交易100股,交易费用不超过潜在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当交易费用下降到10美元时,在同样的假设下,只要股票价格当天波动超过百分之零点八(而这样的股票比比皆是)就已经有利可图了。
当然,市场机会的扩展也需要相应的道德基础,尤其是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产权基础上,交易机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可能性,需要韦伯所说的“支撑系统”的支撑,即可靠的财会系统,审计系统,纠纷审理,法律与司法系统,契约监督和执行系统,可以预期的政策变动,可以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等等。
(5)信仰危机
从根本上说,只要取消了“权威”,社会就发生信仰危机。西方启蒙带给西方社会的是由“除魅”而发生的“集体对上帝的谋杀(尼采)”；西方启蒙精神通过“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带给非西方社会的是科学理性对传统权威的审判和随之而来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的危机”；当全球进入万维网时代以后,平面化思维带给人类的将是“深度的丧失”和随之而来的理性本身的危机---对“理性”的信仰将被思维的“外化”所动摇。
到目前为止,科学理性的实质是哈贝玛斯说过的,以物理实验为典范的“过程理性(procedural reason)”。在理性化过程中,经验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理性地审查过,设计过,改造过,以便与预期的功利效果相比较,从而获得进一步改善的方案,凡是没有理性根据的,与过程所规定的功利目的不相干或相冲突的东西都被视为“偏见”而放弃。这便是所谓“理性法庭”对宗教和审美的审判。
过程理性在分工社会里表现为各个环节上的“专家”意见以及这些专家意见之间的交换(参见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由此产生了上面说过的“专家文化”,和专家权威对宗教或传统的其它权威的取代。
但是在互联网提供的“公共空间”里,专家的意见与外行人的意见同样受到匿名质疑和公众自身实践的检验。这样,互联网的倾向就总是反对“权威”的,不论是传统权威还是理性权威。也因此,许多论者把网上的这一情形称为“失序”。
当社会陷入“
权威”的危机时,唯一可以维系社会之为“社会”的,是被布坎南(和他的老师奈特)叫做“道德共识”的主体间性(James Buchanan,)。事实上,由于我们彼此的“生活世界”之间的重迭,任何两个人之间就任何一件事物所分享的任何一种观点,都可以逐渐扩展为主体间的理解,形成“共识(consensus)”。这种共识是佛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所说的“人的社会性”的认识论基础。共识是对话的诸种可能结果当中的一种,对话并不总是意味着主体间的理解。所以“社会”的延续并不具有必然性,所以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how is a society possible(社会何以存在)?”
形成共识的基本条件只有两个:(1)主体间物质生活的互惠性(交易带来的好处),(2)主体间共享的基本伦理意识(尊重生命,基本自由,劳动与财产关系)。这两个条件也提供了缓解信仰危机的最低社会条件。在这一基础上,理性,正义,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观念,都可以通过“对话的逻各斯”在具体社会环境里得到明确的演进主义的界定（参见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战略与管理》1999年2月，“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
作为“偶然发生的机巧”,技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的消失。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导”的技术却可能而且已经带来了人文的危机。西方的命运,从逻各斯的“形而上学化”开始,从“永恒的活火”逻各斯蜕变为给万物“赋形”的理念(Idea)开始,从发生学的知识静态化为分类学的知识开始,经过海德格尔论述过的漫长的“存在史”而进入危机时期。令人担忧的是,陷入危机的西方理性恰恰是通过西方知识方式所产生的先进生产力在全球的扩张而展现其自身危机的,从而将全球带入了原发于西方传统的“现代性危机”之中。 在这一现代性危机中,非西方社会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所迸发出来的诸如“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类的回应,都是传统信仰发生了危机而西方理性又难以融入本地知识的结果。在所有这些“本土”意识形态之下掩盖着的,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的,是这些社会的本土性的人文诉求。使情况变得格外复杂的,是这种人文诉求在本土社会与西方文明遭遇之前,通常受到该社会传统权威的压迫,因此当传统权威受到强势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时,本土的人文诉求便被纳入政治较量的格局之内了。尽管有如此的复杂性和无数意识形态的纠缠,真正的人文精神既不会被“主义之争”所遮蔽,也不会为“体用之辨”所误导。因为正如本文一开始就言明了的:人文精神导源
《网络技术与人文精神(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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