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

]这就是说，人文主义的历史意识以个体完整的主体性行为为基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在于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同“历史主义”或“历史社会学方法”[14]相混同呢?
　　最直接的原因，我想就是恩格斯的“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的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中的这个“和”字。它把两种方法并列起来，意味着历史方法可以脱离主体的视野与直观感受，独立于审美、外在于审美而单独作为一个批评标准。这个问题今天已不必再做大规模的讨论，十几年前全国在大讨论“文学的意识形态反映论”时，就已把问题的实质论说得相当透彻，即文学的本性决定自身首先是一种审美的存在，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15]另一原因则与“历史观点”本身的涵义有关。当恩格斯用这个短语时，“历史”一词并非指一般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而是古典哲学家的思辨的历史主义（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哲学社会学结合的一种变体，它们共同地起源于德国思辨哲学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16]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的历史观念》一文中的九个命题，除第六第七之外，全与这些问题相关，尤其是“命题四”讨论的“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17]直接开创了哲学社会学与历史主义的统一。“命题九”的“普遍的世界历史”观念，即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所必须采取的普遍形式“世界的行程可以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18]到了黑格尔思想里，演化为历史哲学的“社会伦理学”，而其“真正的伦理单元并不是个人而是‘道德有机体’，即个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并且后者的要求必须优先于前者的要求。个人应该为‘全体’的利益而牺牲”。[19]再后，到了19世纪的前期实证主义者手里，又演变为发现支配历史变化规律的“社会动力学”。当马克思批判德国唯心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以及机械实证主义而开创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他的思想在学理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20]这条发展路线，从文学学理上看，有三个共同特征：历史发展模式外在于个体，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实践中归纳得出；规律或整体在价值上大于现象、大于个体；追求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主义。
　　我们自己对这种混淆也负有认识论上的责任，缺乏对自身使用的概念持深入批判态度。历史一词在我们心目中首先意指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它们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真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把作为史料的过去的人和事与作为一种流畅叙述的过去的人和事混同起来，又在有意无意之间，以为史料的意义是史料自身自足的客观存在。其实二者有着质的不同。作为陈述的历史背后潜隐着一个视点，暗伏着有限性和有选择性，否则就不会有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同一史料会有不同的阐释的事实。我们常常以为，认识历史的本真意义，只要拥有充分的事实性的史料，保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理解事件的意义只要将它们置于当代语境即可，我们又一次把理解的准确（它建立在史料之上）和理解的涵义（因主体的积极性，它存在于我与他者之间）混同起来，我们忘了问自己，由我们眼下要探讨事件的初始条件构成的当代语境或特定的整体又是从何而来的，它们的成立不同样经过了我们的选择、陈述或确认么？坦率地说，我国文论界对历史方法涵义的理解至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停滞在它的古典阶段，没有真正地在观念上实现现代性的转变。[21]
　　可是，这对社会学而言，却并不构成难题。社会学的学理特征就是从“拟制”的角度出发，其逻辑起点通常由这些给定的概念构成，如团体、集团、社区、党派、收入、生活资料、宗教信仰等，个体的人被置于这些概念下观察，专业人员就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妇女就业，依据选定的调查方法和统计手段，得出一组数据，建构数模及图表，从中得出某个社会问题的发展趋势，它的前因又何如，以起到咨询的作用。相对选定的问题，个体间所感所思的细致差别则是次要的，有时可被忽略不计。尽管现代社会学日趋摆脱思辨性质和整体主义，摆脱“形式的和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更多地侧重“分析的和经验的科学性”，二战以来，学科内部也发展出了多个学派与方法，但它与历史主义或古典的社会学仍维系着一个共同点，即方法论起点的概念性这一本质特征并没有变，[22]“劳资纠纷”、“种族歧视”、“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不都是概念么，乍看上去经验味却那么十足。这一点清晰地昭示了社会学方法与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之间的重大差异。
　　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不仅体现在对个体人完整的经验性人伦事理上，更重要的是，这些个体及其行为本身就是目的，不是工具，他们本身就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具有自身内在的不可替代的价值，都是整体性会说话而非物化的社会存在。社会学同样地研究具体的人与事，但它的预设前提更多地是抽象的概念，正如文学的预设更多地是价值信念。具体的行动着的个体在社会学中仅是某种结构中的一个分子，价值对于个体而言是外在的，个体有多少存在论上的意义让人怀疑。文学注重的整体性是个体多维可能性存在论上的，个体间的差异得到强调，社会学的整体性是某种结构或社会关系模式下的整体性，个体只有参照这个结构或模式才有意义。[23]社会学的视野是零度的、外在地给定的、冷冰冰的“抽象经验主义”[24]的事实，即科学性，文学的视野是双主体性的，世界总是个体眼中具体生动的世界，它不仅“是什么”、“为什么”，还含纳着“应该”的企盼与深情的向望。我的意思不是社会学无视个体人的存在，二战以后的社会学恰恰极为重视这一点，然而“抽样”与“随机”调查、各种名目繁多的统计资料及“拟制”的意味决定了它与文学是两种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视野逻辑”意指批评者承认你的世界、你的话语的独立性，反观反省自己视野的限度。文学批评在自我批判，肯定他者（其它学科的知识）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未完成论定；在对他者的批判中，见出自身人文精神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个把握世界的重大差别还可以从概念逻辑上作出区分。“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个命题，两大学科的从业人员都会认同，但在社会学里，这个“社会”实质上是个“集体概念”[25]。它意指聚集起来的整体上看的一组的所有分子，而不是单独看的各个分子，整体总有某种东西不属于个体。在这种构成中，产生了另一种实体，它凌驾于个体或部分之上，具有一种个体所没有的特征。在价值上，共同的整体大于部分，个体是下属的，个体存在的意义首先取决于整体。历史主义和古典的社会学这一内质特别突出，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万为什么会说因为孩子的一滴眼泪而宁愿拒绝接受进入天堂的入门券。文学眼中的“社会”是个“周延概念”。它同

样意指聚集起来的整体上看的一组的所有分子，但它更强调单独来看的各个分子，每个特殊的个别都是这一整体的缩影。这个整体整个地适用于其各个部分和所有个体，容忍个体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和可能性。
　　全面地看恩格斯的文学思想，未毕全然是教条主义者心目中的那种社会学方法。他在评价巴尔扎克创作时，说过著名的“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个短语恰好说明恩格斯注意到了作家审美创作时的“视野逻辑”，即巴尔扎克创作时，所看见的世界是各个人物眼中的世界，他平等地对待人物的主体性而不是超越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价值信念强加给他们。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如此。巴赫金在评论卢那察尔斯基对陀氏的评价时就刻意强调不能把生活中的陀氏与艺术家的陀氏混为一谈。[26]如此说来，社会学方法要在批评中有效，必须内在于创作主体、人物的主体性，自身必须获得内在的个体历史价值，否则，它只能是外在的，使作者和人物成为一个历史的宿命，更有甚者，决定论里还潜含着人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推给历史，不必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虚无主义恶性逻辑。
　　最后，我们还有个体的历史意识是否就会成为相对主义这样一个问题。两位20世纪西方著名的文论家，托多洛夫和韦勒克，一个就指责巴赫金是相对主义者，[27]一个则为类似于巴赫金的“真正的理解总是历史性的和与个人相联系的”观点辩护。我以为韦勒克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历史意识不应简单地跟历史相对主义同日而语。相对主义本身只会导致空泛的怀疑主义，说到底就是那句古老而有害的格言：趣味无理可辩。历史意识倒是应当这样来界定：把承认个性与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发展结合起来。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认识不到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历史上的个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一系列的个性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历史发展。”[28]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批评的历史方法维系在具体的历史个性之

《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