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状态的建构主义审视

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　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　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　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　而是一种制度，　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　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　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　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　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自然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　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　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　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　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　那么，　威胁感就会产生；　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　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　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　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　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　那么，　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　而不是威胁。因此，　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　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　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　既可成为朋友，　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无政府状态的建构主义审视(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