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选择与《黄河边的中国》（上）

根源于人们无法控制的自然地理条件。以黄河流域为例，这里的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在甘肃省的兰州一带到山东半岛东端这一长约1500公里范围内，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基本产品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有差异导致基本产品有差异，但却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商品交换必须通过陆路运输。在现代条件下，即使有良好的陆路运输，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一般产品承受不了这样高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在中国，两地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大都抵偿不了其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是得不偿失的。在这种环境下，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笔者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这一段论述，它对我们认识中国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就曹先生考察的开封地区来说，基本农产品小麦、玉米、西瓜、大蒜等，笔者所在的焦作地区也都能够生产，并且两地相同产品生产成本很少有什么差别，即使稍有差别也补偿不了其间的运费，当然就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市场交换。　根据曹先生的说法，农民“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与领导来解决自己的共同事务”。农民为什么“无力”这样干？曹先生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曹先生是怎样认识的。但根据曹先生的说法，好象农民只要有力量，就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同利益”。我们想指出，利益是客观的，农民之间有没有共同利益也是客观的，而不在于协商还是不协商。如果农民之间不存在共同利益，那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共同利益的认识。当然，对于一个地方的农民来说，他们究竟有没有共同利益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如果他们生产相同产品并且都由外地客商过来收购，那么相对于外地客商，共同出售产品的农民当然有共同利益，即都愿意让价格高点；但如果相同产品只在本地狭小范围内各自销售，农民之间将是不同生产者相互竞争的关系，这就很难说有什么“共同利益”。如果共同利益不存在，也就不可能形成这种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解决共同的事务。　学者们经常埋怨农民素质低，不知道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曹先生的书中也有一个小标题谈到“农民善分不善合”，他说：　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说，村民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P167）　。　这些议论所针对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认为多是一些没有明确所指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们既无法判断其真实，也无法判断其虚假。这些议论表现出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深入思考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曹先生虽然也说建立组织需要支付成本，但对于创建组织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很好掌握。与一般人关于农民愚昧落后的认识相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证明，小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很会计算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笔者对舒尔茨的认识是颇为赞赏的。中国农民至今没有积极建立自己的组织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那是因为任何人主动与别人协商建立组织所能够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他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组织成本太高而利益又难以确定。由于预期收益无法抵偿预期成本，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一得不偿失的工作。　关于农村现代化，曹先生坦率地说，他看不到现代化的出路。从特定意义上说，曹先生的这一看法是非常正确的。有一个非常浅显但却没有受到重视的道理就是，出路表面上看是人们思考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根源于客观环境之中。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能够把分散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力量（个人）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反过来说，当人们的利益指向四面八方处于发散状态甚或相互冲突的时候，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把分散和冲突的利益纳入相同的目标。而现在，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所限，在发展大规模的农产品市场上，农民本身是缺乏共同利益的。所以，即使国家的政策完全正确，即使执政党能够把农村“治理”（我也不得不用精英主义的术语）得井井有条，但要形成农产品的专业化、市场化，还需要走很长的路，30年、50年甚或100年也不算长。这看起来颇为悲哀，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学者们，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原理，往往认为一个地区如果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就可以发展起适应市场的经济组织，实现产业化经营，获得本地区经济腾飞的结果。这当然不是说领导干部的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再英明的领导也不能脱离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俗语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也是体现了这一原理。 《经济人选择与《黄河边的中国》（上）(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