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理论与当代批评
都是在无意之间把某种文学形式置于突出地位，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得出普遍结论。这无疑是经验之谈。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强调作者天才的浪漫主义批评，还是注重作品文本的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文论以来的种种批评范式，无不是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以某种片面性为代价换取其在理论领域自立门户的营业执照。强调批评的任务不在于发现文本中的意义，而是去琢磨文本对于读者的效果的接受／反应理论同样也不例外。它在将文学批评活动改造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之际，也面临着让批评的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的危险。瑙曼曾提出，接受批评理论的兴起“与其说一种范式在更换，倒不如说钟摆在摆动。范式还是同一个，只是考察的方面发生了逆转。”比如说以效应史取代生成史，以读者研究取代作者与作品研究，以印象美学取代表现美学，如此等等。“因此人们可以预料，有朝一日许多人将会希望再一次从劳而无功中解脱出来。”[1](P156)
如果说作者中心批评的问题在于意义独断论，文本中心批评的缺陷是意义的迷津，那么接受／反应批评范式所面临的最大麻烦，就在于如何避免解释的主观随意性，对此接受理论家们并不讳言。比如伊瑟尔就曾坦然承认：“读者取向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自身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他承认：“审美效应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把本文牺牲于理解的主观随意性中。”[3](P31-32)但伊瑟尔这样说的前提是：本来就不存在真正的客观立场，那种以文本作为理想标准的做法不过是似是而非。本文只有在阅读中存在的结果意味着任何判断都是“非客观”的，批评的区别在于仅仅只是“个人”的与通过个人化的反应体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在伊瑟尔看来，接受理论虽然强调“对任何本文的任何反应都是主观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消融于读者个人的主观世界之中。恰恰相反，本文的主观化过程导致主体本位之间的分析。”[3](P61)换言之，接受理论家们“情愿肯定一种已被承认的但却是被制约的客观性，而不要那种最终仅成为幻象或虚象的客观性。”[9](P166)具体讲，也即以反应的普遍性来取代实证论客观实在性，霍兰德曾一言以蔽之：“即使在文学反应这一主观性甚高的领域，毕竟也还存在着普遍性。”[10](P9)这对于耀斯是借助历史之维建立起一个“理解的超主体视野”；在伊瑟尔则是通过“文本与读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形成的解释的“控制性结构”；对于费什意味着是依照某种知识惯例与文学共同体所形成的，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反应逻辑；对于诺曼·霍兰德则是根植于“力必多”的“文化无意识”。但这也使得接受批评家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强调读者的能动性而必须打破文本意义的稳定性与封闭性，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解释的有效性又得要让意义具有某种确定性并“封闭一个格式塔”。否则，阅读活动就会因为缺少一种整体感而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显然，为了避免这种格局，主体普遍性最终还得与文本重修旧好。
事实表明，这种困境使得接受理论最终还是与其所反对的文本批评，形成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暧昧关系。正如霍拉勃教授所言：“在某种层次上，伊瑟尔、耀斯以及其他接受理论家一道，要求一种确定的本文，以防止那种完全主观武断的读者反应的威胁。”由于这个缘故，“不管‘读者权利’的辞义如何，本文这种稳固并确定的结构仍然会常常闯入接受理论的核心”。[2](P439)比如伊瑟尔不仅表示，“本文的‘先定性’导致未定性，发动了整个理解过程”，而且也明确地表示：“假如本文与读者间的交流是成功的，那么很清楚，读者的能动性将被本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他一再重申：“我们的理论所关注的重心，则是本文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但这儿的含糊其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在其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暗隐的读者的概念是一种本文结构，它期待着接受者的出现”。[3](P128-201)同样还有耀斯，他一方面为了设法避开反应的心理主义陷井而承认，在审美经验视野里，接受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另一方面为了坚持接受主体性却又表示：“感知定向可以根据其构成动机和触发信号得以理解，也能通过本文的语言学加以描述。”[2](P29)显然，耀斯的意思在读者本位与文本中心之间徘徊不定，因为他的“期待视野”的重建可能性归根到底仍来自于作品，所以霍拉勃批评“耀斯的理论与他明确表示的意图互相抵牾”确实不无道理。从中我们看到，强调文学的阅读与批评的“能动性”是一回事，将之扩展为无视作品存在的完全的“自足化”则是另一回事。为了突出阅读活动对于一部作品审美意义的生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受理论罢免了文本对于意义的控制权。由此而来的困惑是：倘若本文对于阐释如此无关紧要，那读者／批评家究竟又阅读／阐释些什么？结论不言而喻：只要一切都由读者说了算也就无所谓文学批评。
伊格尔顿指出，文学批评事实上建构于这样一种解释学背景：“一个解释要成为这篇文本而不是别的文本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必然在逻辑上受到文本的限制。”[11]因而承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读者的反应，这几乎可以被看作为批评活动能够存在的一个“公理”。接受理论家们无疑不能冒险与之决裂，他们明白“将接受方面绝对化会导致作品任凭接受者根据他的需要、目的和利益任意摆布”这个道理。这导致了他们各自在对其“关键词”作出解释时大都语焉不详，以至于人们“不禁会怀疑：接受理论不过是在经常地变换批评词汇，而不是改变我们分析文学的方法。”[2](P439)这番批评的根据在于，在分别由耀斯与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宏观／微观接受理论中存在着的这些问题，在以费什与霍兰德为代表的美国语言／心理反应理论中更为突出。众所周知，如同耀斯的“期待视野”与伊瑟尔的“暗隐读者”，费什的批评以“知识读者”(informed reader)为前提。在他看来，“批评家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个有知识的读者，而应该代表众多有知识的读者”；他借助于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this &
所以正像霍拉勃所说，这一看起来十分有趣的主张并不正确。它首先同人们实际的文学阅读经验相去甚远。在欣赏活动中，阅读的“减速”是有限度的，目的在于把握一种富有动感的“语流”，这种品质正是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文本的基本特点。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品质，文学家才能让语言从抽象的概念符号转换为感性的表现媒介。“简言之，正是通过节奏或和谐的伸展，作品才能在受理智影响之前获得了诗性本质及其存在。”所以说节奏不仅是诗歌文本的标志，同样也被认为是小说的灵魂。[12]什克洛夫斯基因此自信地强调，“如果要问诗人们为什么死去，我可以回答：当诗人们失去速度的更替他们就死去。”[13]为此，文学的阅读不仅从来不需要以对单个词作出理性分析的方式来进行，恰恰相反只有在放弃这种智力嗜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对之作出“审美反应”。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通过句子而不是单个词，才能形成相应的话语节奏。“对于诗人来说，句子有一种调性，一种滋味；诗人通过句子品尝责难、持重、分解等态度具有的辛辣味道，他注重的仅是这些味道本身，他把它们推向极致，使之成为句子的真实属性。”[7](P78)所以费什的见解似是而非，文学阅读必须放弃小心谨慎的侦探意识才能 《阅读理论与当代批评(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1057.html
如果说作者中心批评的问题在于意义独断论，文本中心批评的缺陷是意义的迷津，那么接受／反应批评范式所面临的最大麻烦，就在于如何避免解释的主观随意性，对此接受理论家们并不讳言。比如伊瑟尔就曾坦然承认：“读者取向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自身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他承认：“审美效应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把本文牺牲于理解的主观随意性中。”[3](P31-32)但伊瑟尔这样说的前提是：本来就不存在真正的客观立场，那种以文本作为理想标准的做法不过是似是而非。本文只有在阅读中存在的结果意味着任何判断都是“非客观”的，批评的区别在于仅仅只是“个人”的与通过个人化的反应体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在伊瑟尔看来，接受理论虽然强调“对任何本文的任何反应都是主观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消融于读者个人的主观世界之中。恰恰相反，本文的主观化过程导致主体本位之间的分析。”[3](P61)换言之，接受理论家们“情愿肯定一种已被承认的但却是被制约的客观性，而不要那种最终仅成为幻象或虚象的客观性。”[9](P166)具体讲，也即以反应的普遍性来取代实证论客观实在性，霍兰德曾一言以蔽之：“即使在文学反应这一主观性甚高的领域，毕竟也还存在着普遍性。”[10](P9)这对于耀斯是借助历史之维建立起一个“理解的超主体视野”；在伊瑟尔则是通过“文本与读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形成的解释的“控制性结构”；对于费什意味着是依照某种知识惯例与文学共同体所形成的，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反应逻辑；对于诺曼·霍兰德则是根植于“力必多”的“文化无意识”。但这也使得接受批评家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强调读者的能动性而必须打破文本意义的稳定性与封闭性，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解释的有效性又得要让意义具有某种确定性并“封闭一个格式塔”。否则，阅读活动就会因为缺少一种整体感而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显然，为了避免这种格局，主体普遍性最终还得与文本重修旧好。
事实表明，这种困境使得接受理论最终还是与其所反对的文本批评，形成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暧昧关系。正如霍拉勃教授所言：“在某种层次上，伊瑟尔、耀斯以及其他接受理论家一道，要求一种确定的本文，以防止那种完全主观武断的读者反应的威胁。”由于这个缘故，“不管‘读者权利’的辞义如何，本文这种稳固并确定的结构仍然会常常闯入接受理论的核心”。[2](P439)比如伊瑟尔不仅表示，“本文的‘先定性’导致未定性，发动了整个理解过程”，而且也明确地表示：“假如本文与读者间的交流是成功的，那么很清楚，读者的能动性将被本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他一再重申：“我们的理论所关注的重心，则是本文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但这儿的含糊其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在其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暗隐的读者的概念是一种本文结构，它期待着接受者的出现”。[3](P128-201)同样还有耀斯，他一方面为了设法避开反应的心理主义陷井而承认，在审美经验视野里，接受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另一方面为了坚持接受主体性却又表示：“感知定向可以根据其构成动机和触发信号得以理解，也能通过本文的语言学加以描述。”[2](P29)显然，耀斯的意思在读者本位与文本中心之间徘徊不定，因为他的“期待视野”的重建可能性归根到底仍来自于作品，所以霍拉勃批评“耀斯的理论与他明确表示的意图互相抵牾”确实不无道理。从中我们看到，强调文学的阅读与批评的“能动性”是一回事，将之扩展为无视作品存在的完全的“自足化”则是另一回事。为了突出阅读活动对于一部作品审美意义的生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受理论罢免了文本对于意义的控制权。由此而来的困惑是：倘若本文对于阐释如此无关紧要，那读者／批评家究竟又阅读／阐释些什么？结论不言而喻：只要一切都由读者说了算也就无所谓文学批评。
伊格尔顿指出，文学批评事实上建构于这样一种解释学背景：“一个解释要成为这篇文本而不是别的文本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必然在逻辑上受到文本的限制。”[11]因而承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读者的反应，这几乎可以被看作为批评活动能够存在的一个“公理”。接受理论家们无疑不能冒险与之决裂，他们明白“将接受方面绝对化会导致作品任凭接受者根据他的需要、目的和利益任意摆布”这个道理。这导致了他们各自在对其“关键词”作出解释时大都语焉不详，以至于人们“不禁会怀疑：接受理论不过是在经常地变换批评词汇，而不是改变我们分析文学的方法。”[2](P439)这番批评的根据在于，在分别由耀斯与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宏观／微观接受理论中存在着的这些问题，在以费什与霍兰德为代表的美国语言／心理反应理论中更为突出。众所周知，如同耀斯的“期待视野”与伊瑟尔的“暗隐读者”，费什的批评以“知识读者”(informed reader)为前提。在他看来，“批评家的责任不仅仅是一个有知识的读者，而应该代表众多有知识的读者”；他借助于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this &
nbsp;sentencemean?)的问题改为“这句话做了什么”(What does this sentence do?)，而将自己的方法作出如此概括：“当词语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承前启后出现时，就读者对词语所作出的逐步反应进行分析”。为此必须让阅读活动“减速”，以便通过“对读者在逐字逐句的阅读中不断作出的反应进行分析”，来发现隐匿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因为他认为这种批评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发现那些“反应结构也许同作品本身作为一个客体存在的结构，存在着一种躲闪、隐晦、不直接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关系”。[9](P162)在此意义上，就像伊格尔顿曾讥讽罗兰·巴特的解构批评是“阅读性爱学”，我们不难意识到：费什的这种批评范式事实上是发明了一种“阅读侦探学”。这无疑正是他全力推崇“知识读者”的原因所在：离开了这批乐此不疲于咬文嚼学的读者的积极配合，这种犹如侦探般的工作就无从谈起。
所以正像霍拉勃所说，这一看起来十分有趣的主张并不正确。它首先同人们实际的文学阅读经验相去甚远。在欣赏活动中，阅读的“减速”是有限度的，目的在于把握一种富有动感的“语流”，这种品质正是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文本的基本特点。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品质，文学家才能让语言从抽象的概念符号转换为感性的表现媒介。“简言之，正是通过节奏或和谐的伸展，作品才能在受理智影响之前获得了诗性本质及其存在。”所以说节奏不仅是诗歌文本的标志，同样也被认为是小说的灵魂。[12]什克洛夫斯基因此自信地强调，“如果要问诗人们为什么死去，我可以回答：当诗人们失去速度的更替他们就死去。”[13]为此，文学的阅读不仅从来不需要以对单个词作出理性分析的方式来进行，恰恰相反只有在放弃这种智力嗜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对之作出“审美反应”。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通过句子而不是单个词，才能形成相应的话语节奏。“对于诗人来说，句子有一种调性，一种滋味；诗人通过句子品尝责难、持重、分解等态度具有的辛辣味道，他注重的仅是这些味道本身，他把它们推向极致，使之成为句子的真实属性。”[7](P78)所以费什的见解似是而非，文学阅读必须放弃小心谨慎的侦探意识才能 《阅读理论与当代批评(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