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

先进文化，是在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旧思　想旧文化的压制、打击和围剿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整个社会当然谈不到提供有　利于学术争鸣和学术创新的环境氛围。但“反者道之动”，敌对势力的围追堵击，恰恰　激发了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文化披荆斩棘，不断壮大，不仅在学术　文化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而且日益赢得优势，赢得人心。而在进步的学术文化界内部，　则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民主、和谐的学术空气，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所在的重庆　天官府，就聚集了一批矢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众多的进步文化人，他们既在大方向上　保持一致，又在学术问题上持独立见解，经常相互争鸣，切磋问难，这无疑对学术创新　起了很好的催生助长的作用。
　　正是基于对春秋战国和五四以来两次“百家争鸣”历史经验的深入研究和切身体会，　郭沫若迫切地期待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群花怒放”的时代到来。当毛泽　东1955年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剧发展方针，1956年又扩展为科学文化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郭沫若热诚拥护，高呼“‘百花齐放’万岁”。[20]　在邀请陆定一到科学院作“双百”方针报告之后，他又发表《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一　文，指出，目前我们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正充分具备着“百家争鸣”的历史　条件。“今天的百家争鸣，既不同于我国战国时代的诸子峰起，也不同于欧洲近代初期　的‘文艺复兴’，过去时代的‘百家争鸣’只能经历得一定的历史时期，而今天和今后　的‘百家争鸣’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可以保持于永远。”[10](P283-284)这是郭老发　自肺腑的期望和呼吁。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党在国　内阶级形势估量上背离了中国实际，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术文化方向上发生逆转，本应“　保持于永远”的“双百”方针变成往往停留于纸面的东西。而这个严重的责任，当然不　应由郭沫若来承担。就郭老自身而言，他是努力于学术创新，致力于争鸣环境养新的。　在上述文章中他强调“百家争鸣”应该包含独创性的“标新立异”精神和“实事求是”　的步骤这两条内容，确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真知灼见。
　　郭老说，“为了使得‘百家争鸣’更好地展开，倒应该欢迎‘标新立异’。凡是具有　独创性的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未有不是新异的。只要你有社会基础，有理论根据　，你的学术价值迟早会得到广泛的承认。一时性的‘异’会转变为比较长远性的‘同’　。反过来，尽管有一些东西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天经地义，只要失掉了社会基础和理论　根据，就会成为无用的长物，不可理解的怪事了。”[10](P283)这里不是依然鲜明地体　现出文化“贵在创新”的精神和“和而不同”的精神吗?
　　通观上述郭老后30年发起、倡导和参与的学术争鸣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犹如建国　前他在学术争鸣中取得创新成就一样，郭老在建国后仍然依靠或者伴随着学术争鸣而取　得一次次学术创新成果。从学术创新的思维方式这一视角来观察，郭老为我们提供了学　术创新的有益经验，突出特点有四：
　　一是通过价值重估发展学术。
　　按照前述郭老对学术研究的分类，有一类是考掘、整理国故式的对“既成价值的重新　估评”，这虽不同于“新生价值的创造”，但往往是学术创新必要的基础工作。如郭老　通过为期三年的整理和校订，校注出《管子集校》，堪称该项古籍整理集大成之作，被　誉为“博大精深”，嘉惠学者无量。他还通过整理、加注，出版了《盐铁论读本》。而　因写作《蔡文姬》，不惜花费精力对《胡笳十八拍》的作者和大、小胡笳的内涵六作考　证，则可说是在学术争鸣中价值重估的典型例证。在《兰亭序》真伪上能跳出成说，在　众人不疑处生疑，启发新的思维，不管结论最终是否靠得住，总是对破解中国书法史上　一大谜起了推进作用。
　　二是通过翻案进行学术创新。
　　翻案是“标新立异”的一种形式，是学术创新、出新的一条途径，而“好翻案的脾气　”也是郭老这样浸淫了崇尚今文经学传统的巴蜀文士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特点。在郭老　后期学术争鸣中，“翻案”是取得学术成就最多的闪光点。例如对蔡文姬和武则天的研　究和创作，既产生了两部名噪一时的剧作，又引出了两个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而且是参　加争鸣的众多学者群体智慧结晶的成果。其一是由蔡文姬的研究引出替曹操翻案，这是　郭老创作《蔡文姬》的主要动因。郭老带头写文章，同翦伯赞一道发起了替曹操翻案的　大讨论，使曹操这个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特别是宋明以来被艺术加工为“奸雄”，以致　妇孺皆知的反面教员形象，逐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虽不说最后盖棺论定，但一个对中　国社会发展既有功劳也有过失的人物形象总算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二是由蔡文姬和武则　天剧本的创作，引出了历史学与历史剧的关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关系的大讨论。郭　老是主张历史学要真实，历史剧可浪漫，历史剧要建立在重要事件和人物必须真实的基　础上，因此，郭老每次创作历史剧前都用很多时间来作历史研究并以此作为创作的酝酿　准备。建国后的历史剧创作仍坚持了这种以研究求真实地的方法，但更加上了一个新的　主张，就是“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我们总要以历　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追求历史真实，实事求是，然后进行加工、想象和夸大。”“易卜　生的写实手法有点过时”，要加上些浪漫主义。他还进而认为科学与艺术要结合起来：　“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郭老　这些见解，应该说是脱离了教条主义窠臼的

、具有创造性和一定前瞻性的东西，对今天　繁荣创作，发展文化，实践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也还有思考和借鉴的价值。
　　三是砂碛中淘取金屑。
　　1962年1月郭老在校对《崖州志》时，提出了“从糟粕中吸取精华，从砂迹中淘取金屑　”的意见。这是郭老根据学术争鸣的经验得出的独到见解，也可视为学术创新的又一个　思维方法。郭老善于从大量史料中发现问题，解决关键，即是淘砂取金之法。这里仅举　《读＜随园诗话＞札记》为例。袁枚的《随园诗话》曾风靡一世，为性灵派的代表作，而　随着时移代易，神奇朽化，“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郭老则用　化腐朽为神奇的办法；“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从陈见中读出了新意，这本《札记　》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上的重要随笔著作。
　　四是突破主流见解创立新论。
　　郭老在“文革”万马齐喑的畸形年代出版了《李白与杜甫》这部晚年的学术绝笔，书　中时代烙印甚明，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甚深，且一反历来“扬杜抑李”的主流议论，因　而在“文革”后受到诸多指责，甚至有人目为“溜须拍马”“逢迎领导”之作。其实，　郭沫若对李杜评价是经过长期思考的。千余年来，一直存在着扬李抑杜派、扬杜抑李派　、李杜平衡派的争论，郭老从年轻时起就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是个扬李抑杜派。不　过，他在纪念世界名人的正式场合，倒是用理智说话，而不是诉诸情感，称颂为“双子　星座”，采取了李杜平衡的提法。按照郭老一贯的务去陈言的创新思维，他要写一本扬　李抑杜的翻案书，也是情之使然，理之所至，因为他早就看惯历史上“千家注杜、众口　扬杜，一家注李、偏轻于李”的主流见解。郭老以异于主流派的见解，企图对历史上论　李杜优劣的有关问题作一个总结性的研究，改变“千家注杜，太求甚解，一家注李，不　求甚解”的局面，以此实现李杜学的创新，这似无可厚非。郭老以八十高龄，处于身心　交瘁之际，尚把仅余的精力贡献于学术争鸣、学术创新，这是多么值得尊重和令人感慨　的事。书中思路清晰，新见迭出，颇具功力。虽有某些硬伤和诸多缺陷，郭老“春蚕到　死丝方尽”的创新精神仍闪烁其间，在学术史和文人心态史上自有其重要价值。书中借　对李杜政治思想评论，曲折地透露自身心态，深刻地进行灵魂解剖，批评杜甫“每饭不　忘君”和李白“日忆光明宫”的忠君思想，已经有学者提出是他生命暮年沉重的精神涅　ｐáｎ@①，是乱世浊流中的文化抗争。这种看法是颇有道理的。至于该书在“文革”　潮流的影响下采用了偏狭的“阶级论”，这正是我们今日对它最不满意之处，但也是我　们今日应该原谅它之处。
　　总起来看，建国后郭老在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倡导了多次重要的学术争鸣。这些活　动为培育“养新”学术的活跃环境，为推动学术成果的创新起了良好的作用。郭老亲自　倡导，又亲自实践，使他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争鸣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