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

，这是我们应该充分　肯定的。
　　三、学术争鸣与多元文化的和而不同
　　上面我们分析了郭老在建国后坚持学术争鸣和学术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成功的经验　，这是我们开篇揭橥的郭老主张的第一种精神和视角。那么，若从他所强调的第二种精　神来观察，即从培育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争鸣氛围，建设“养新”的学术环境而论　，则郭老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和教训。总的看来，建国后郭老仍努力于就此进行积　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但不能不看到较之建国前，有所退步，有所退缩，个中原委　很值得深思。
　　首先，看一看时代主题的转换和马克思主义地位的变化对学术争鸣的影响。
　　建国以前，郭沫若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家现身于新文化阵营，投身于敌、我　、友诸种文化势力纷繁复杂的斗争、论争和竞争中。那个时代的主题是革命，任务是反　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学术争鸣直接或间接地是围绕这个主题和任务进行的。所以　，在学术研究的内涵和思维定势上，主要聚焦于敌我营垒的胜负兴衰，目标集中在同反　动势力及其文化作斗争上，当时从社会史大论战到围绕两个中国之命运和甲申三百年祭　等几次大的学术论争，都带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性质，目标指向比较单一化，斗争方式比　较简单化。其实，在先进文化和反动文化之间，有很大一块中间地带。在“两头小，中　间大”的中国特殊国情下，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处于中间状态，是学术文化界的重要力量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导下，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做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体现了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但在中国革命面临决战的紧要关头，当党组　织在香港动员进步文化人士批判“第三条道路”之时，郭沫若也曾在《斥反动文艺》一　文中，把虽对人民革命怀有疑虑，但始终未曾与人民为敌的沈从文，指责为“一直是有　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桃红色”作家，朱光潜、肖乾也被点名批判。这件事　，暴露出郭沫若当时尽管出发点无可非议，但的确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带有“左”的简单化倾向。
　　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处境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跃居于意识形　态的领导地位。从旧社会里备受压制、被斥为异端的一家，变成处于统治地位、占居主　流的一家。时代的主题词也发生着根本性质的变化，在解决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人民　政权得到巩固之后，重心理应逐步由“革命”转到“建设”上来。在建设环境中，居于　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如何面对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和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循着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多元文化共同发展，这是与建国前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新鲜课　题。建国后1956年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力图实现这个转换　，突破前苏联独尊惟一、压制多元文化的日丹诺夫模式的一个创举。“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无疑是建设时期适应多元文化和谐共振、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但要坚持以“双　百”方针来繁荣学术文化，则需要有对社会阶级状况特别是知识分子状况的正确分析，　有健全的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为言论自由和学术争鸣提供切实的保证，还需要领导　人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宽广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可惜的是，党在这些方面　相继出现严重失误，“八大”路线被改变，时代主题词未能及时向建设为中心转换，革　命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思维定势烙印太深，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　弦越绷越紧，知识分子政策和学术文化方向发生逆转，“双百”方针在浅表层面上成为　点缀，百家被简单归结为“不是资产阶级一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百家争鸣变成了　两家争鸣，实际上是一家独鸣，一家独尊，重蹈罢黜百家，独尊惟一的历史覆辙，视知　识分子为“资产阶级”；“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21]在这种情况下，　并未真正掌握话语权力的郭沫若，又怎能避免跟着党的失误而犯错误呢!
　　应当肯定的是，郭沫若作为我国学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始终笃信“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是我国科学文化繁荣之道。在反胡风、反右派中和其后“左”倾错误日趋严重的　岁月里，郭老始终不渝地呼吁贯彻“双百”方针，尽管他也服从政治讲了政治需要的话　，但他内心却热切盼望和天真期望“百家争鸣、群花怒放”的局面“保持于永远”。就　在“大跃进”的岁月里，他创作了101种花卉争放斗艳的新诗，各地群众还给诗人寄来　了供他参考的各样花种和画稿。“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

新，看罢牡丹看秋菊　，四时佳气永如春”，这首诗道出了他的心声。他本人乐于争鸣，习惯于争鸣的游戏规　则，注意以平等和民主的态度倡导和发起了建国后数次大范围的学术争鸣，推动了新中　国学术向前发展。
　　在“文革”前十年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过程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　思想同错误的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反复多次，历史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比如在思想文化　领域，既曾提出和贯彻“双百”方针，在科学文化的若干领域开出了绚丽花朵，取得了　明显成就；又不断用政治运动加剧“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使非主流文化　也日益受到压抑、遭致弱化，主流文化也出现越来越封闭、现代化转换越来越困难的态　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党员领导干部、行政官员和学者身份集于一身的郭老不得不陷　于两难的境地，往往随着时势和上面调门的变化，依违于两可之间。既倡导“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又得拥护铲除诸家“毒草”，独放一家“香花”，还要勉强自己相信一　家独尊也能大放“香花”。这也可说是承袭了中国传统士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社会条件下的矛盾困惑心态。再加上对领袖毛泽东拥戴追随，视为“天纵之圣”，近　乎盲从：“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　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22]郭老虽在两可之间依违，某些言行不利于百　家争鸣，但他本质上是文人、学者，他的心同广大知识分子是相通的，他从未出谋、出　手来整知识分子。尹达曾经讲过这个情况，郭老在学术论战中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有　时出语激烈，文字尖刻，在解放前他是在野的身份，解放后身份变了，但是他论战的风　格没有变，这就会给一些人造成压力，伤了感情，但郭老并未觉察到这一点。这是一个　短处，也是一个可贵之处，他在自我意识中永远把自己看作学术界的普通一员，以致产　生了他预料不到的一些矛盾和后果。这段话是讲得很实在，令人信服的。[23]
　　其次，看一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关系，以及处理好　这一关系对学术争鸣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无疑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　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提倡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发展并不　矛盾，搞得好是相辅相成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学说体系，不是离开　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偏狭、封闭的东西。江泽民同志在乔治·布什图书馆有段内涵深刻　的讲话，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　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　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从未来的世界趋势看，学术文化发展必定是多元竞争、和谐共振、互补互融的趋势。　从我国当前的文化类型看，有主流文化，有非主流文化，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组成部分。主流文化为主体，但不应也不可能封闭非主流文化，“不必兢兢强人以同，　亦不必兢兢斥人以异”。[1](P27)历史早已证明，罢黜百家，独尊惟一，将会导致学术　文化的枯萎。要以开放的心态欢迎百家的竞争，于最广泛的民族文化认同中，殊途百川　同归于海。就文化的性质看，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　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以上这些不同类型文化的发展态势在建国后郭老在世时已经　出现，我们的文化政策也一度作过有益的调整。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时代以前，这种　调整一直未能进入到正常轨道，常是摇摆不定，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左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