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
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这其实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价值",然后论述者进一步阐释到"那是一种一切让阳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觉,是一种挣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当时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篇小说只是通过写压抑中的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这里暂且不深入讨论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描写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展开,也先不对此处的性/权力/政治之间关系进行福柯式的读解。在论述者笔下,"自由呼吸"或"人的自由"的获得是建立在王小波的叙述符合人的"自然状态"即像"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的逻辑上,也就是把性本能指认为自然的和自由的状态,这里的"自然而然"的本能存在成为拥有"自由"状态的似乎是自然的理由,从而实现了由"自然"到"自由"的推论,进而暗示出"自由"即自然而然的意思,或者说"自由"就是符合了人的自然本性/本能,不受"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也就是释放本能、不压抑本能使本能按照自然的逻辑发展就叫做"自由"。
后文论述者还进一步引用朱正琳的观点:"王小波写’文革’而超越了’文革’,因为他通过性真实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因为人与人的关系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与自然的双重性,他通过性表现了自然的事实。"[24]从这段间接引语中,能更清楚地看到把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描写理解为一种自然本能的意图,进而回归到这种本能状态就成就了自由的可能。朱正琳把"社会"与"自然"放置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是把"社会"看成不自由/压制/禁锢的代名词(这里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暗指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与此对立的"自然"就成了"自由"的别称,姑且不谈"自由"的概念是多么的社会化而绝不属于自然的范畴,但可以看出,此种社会/自然的截然对立的逻辑,与上一节中体制内/外的压制/逃离压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一致,所以说,本文中关于"自由"的叙述虽然借重了"自然"这个概念来展开,但与《一个自由分子》在论述逻辑上没有本质区别,如出一辙。
进一步说,把性本能看成自然的,进而描述成自由的逻辑,与中国近现代或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的一种日见高涨的道德禁欲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姑且不讨论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作为俗文化在常识领域中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流行和认同,但尤其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文化中的性欲被合理地压制掉了(固然这种欲望压抑与革命文化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它们却经常结合在一起),身体作为恶的本体而遭到想象性或本能地放逐,性一下子被叙述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禁忌,但同时正如福柯对中世纪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话语的分析中指出,压抑性本身也使性获得了空间的话语地位,使性成为一个无比庞大的能指[25],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任何对性的放纵和提倡都被赋予了远远超出性本身所具有的解放和获得自由的力量,也使任何意义上的身体叙事成为解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和策略之一[26],所以说,王小波文本中的大胆的性描写除了继续进行一种道德禁欲的裁决即批评为色情或趣味低下外,它还被指认为一种反抗压抑和获得自由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把自然本能替换成另一种能指即自由就不足为怪了。
3、"特立独行的猪"与自由
接下来来连续刊载了三篇文章《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27],集中讨论了自由一代/自由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和人生理念,文章没有过多地进行理论探讨,只是用平实的语言记述了几个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选择(尤其体现在找工作上),而且在记述中不断地插入王小波对于他们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对于王小波的阅读经验是如何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的。使用如此大的篇幅和文字来谈论王小波对青年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对王小波的接受,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都市文化其假定的或隐含的阅读群落被设置在了这些有一定文化的或成为或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中产阶级的年轻人身上。 三篇文章的叙述人称依次采用记者采访、第三人称描述和"我"的现身说法"三位一体"的方式,试图达到某种"真实/可信"的效果,这种狡猾的叙述策略一方面避免了三篇文章的拖沓和重复,另一方面使读者对其叙述的"故事"更能获得认同感和体贴感。从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的人生转折都发生在遭遇王小波之后,虽然文中没有专门讨论把他们命名为自由一代/自由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的原由,但从下面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出这份命名中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要是没有王小波的思想,张华可能不会走这么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
"青春的逆反只是一个朦胧的主张,当它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重新标记后,便成为一种疯狂的力量。它象征着个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实践自己的计划和主张。"
"我终于想明白了--明天我有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不能再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了,这已经二十多年了。"
"只要足够胆大,足够’没心没肺’,作为对传统体制故意反叛的’特立独行’完全可以转向张扬与任性的’随心所欲’。"(以上引自《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
"连岳极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他几乎感觉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挟你了。这是我认为的自由。物质,荣誉,工作,理念,我不为任何东西所要挟。人和人的自由状态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求你、要挟你’。"
"一个70年代的年轻朋友陈毅聪理直气壮地说:’我之所以无法变得超脱、浪漫,无法诗意地栖居在《我的阴阳两界》里面的阴的世界,是因为我已经可以自由地选择平坦的市俗之路,我没有必要以矫情的姿态寻求安慰,标榜叛逆。现在不是中世纪,骑士时代结束了,我们有必要与风车大战五百回合么?"(以上引自《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
"尽管这几年干了许多蠢事,但我仍然很高兴能经历这些。只是再也不打算受什么东西迷惑或者控制了,尽管这样会感到很快活。我会按自己想法搞点什么,但是既不想再听到别人道理,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道理,更不会像王小波一样跟自己的妻子调查同性恋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想使自己的生活在百分之九十的程度上与任何人无关。"(以上引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
在这些与青春的成长有关的叙述中,似乎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感受:"个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实践自己的计划和主张",可以说,他们从王小波那里获得了一种自立/自主的意识,开始能够指认出"那就是我应该成为的状态"或"那就是我",也就是说他们的主体意识开始确立,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无疑充当了他们成长/长大的"镜像",于是,经过"镜像阶段"的他们就成为自由一代/自由分子/自由主义分子,而"镜像"在拉康的意义上,意味着主体与他者的多种误读,同样,把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的话语转化成或内化成这种青春成长的叙述,也必将是一个误认的过程。
充当镜像的那面"镜子"无疑是王小波写的那篇著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文中讲述了"我"在插队时,见到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故事,之所以说它特立独行,是因为此猪不安于自己的命运即或成为肉猪专职长肉或成为种猪专职交配,而是走上了一条"对抗"这种被人类安置好的命运的道路。文章结尾,作者说:"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28]
借用文革的荒诞经验讲述一种道理和人生哲学,是王小波在杂文中惯用的叙述策略,显然,作者在讽喻文革("非理智的时代"),也在褒扬一种"特立独行"的自由品格,但王小波设立在文革背景即特殊历史时空中的"特立独行",却被青年人轻易地移置到他们的人生实践当中,从而抹杀了作者叙述的历史空间。与其说他们选择了"特立独行"的自由之路,不如说他们为自己的青春的反叛/玩世不恭/对未来的恐惧找到了华丽而时尚的借口,不管这里的文章是他们有意在自 《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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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论述者还进一步引用朱正琳的观点:"王小波写’文革’而超越了’文革’,因为他通过性真实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因为人与人的关系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与自然的双重性,他通过性表现了自然的事实。"[24]从这段间接引语中,能更清楚地看到把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描写理解为一种自然本能的意图,进而回归到这种本能状态就成就了自由的可能。朱正琳把"社会"与"自然"放置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是把"社会"看成不自由/压制/禁锢的代名词(这里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暗指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与此对立的"自然"就成了"自由"的别称,姑且不谈"自由"的概念是多么的社会化而绝不属于自然的范畴,但可以看出,此种社会/自然的截然对立的逻辑,与上一节中体制内/外的压制/逃离压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一致,所以说,本文中关于"自由"的叙述虽然借重了"自然"这个概念来展开,但与《一个自由分子》在论述逻辑上没有本质区别,如出一辙。
进一步说,把性本能看成自然的,进而描述成自由的逻辑,与中国近现代或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的一种日见高涨的道德禁欲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姑且不讨论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作为俗文化在常识领域中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流行和认同,但尤其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文化中的性欲被合理地压制掉了(固然这种欲望压抑与革命文化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它们却经常结合在一起),身体作为恶的本体而遭到想象性或本能地放逐,性一下子被叙述成为一种不可言说的禁忌,但同时正如福柯对中世纪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话语的分析中指出,压抑性本身也使性获得了空间的话语地位,使性成为一个无比庞大的能指[25],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任何对性的放纵和提倡都被赋予了远远超出性本身所具有的解放和获得自由的力量,也使任何意义上的身体叙事成为解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和策略之一[26],所以说,王小波文本中的大胆的性描写除了继续进行一种道德禁欲的裁决即批评为色情或趣味低下外,它还被指认为一种反抗压抑和获得自由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把自然本能替换成另一种能指即自由就不足为怪了。
3、"特立独行的猪"与自由
接下来来连续刊载了三篇文章《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27],集中讨论了自由一代/自由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和人生理念,文章没有过多地进行理论探讨,只是用平实的语言记述了几个青年人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选择(尤其体现在找工作上),而且在记述中不断地插入王小波对于他们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对于王小波的阅读经验是如何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的。使用如此大的篇幅和文字来谈论王小波对青年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对王小波的接受,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都市文化其假定的或隐含的阅读群落被设置在了这些有一定文化的或成为或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中产阶级的年轻人身上。 三篇文章的叙述人称依次采用记者采访、第三人称描述和"我"的现身说法"三位一体"的方式,试图达到某种"真实/可信"的效果,这种狡猾的叙述策略一方面避免了三篇文章的拖沓和重复,另一方面使读者对其叙述的"故事"更能获得认同感和体贴感。从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的人生转折都发生在遭遇王小波之后,虽然文中没有专门讨论把他们命名为自由一代/自由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的原由,但从下面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出这份命名中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要是没有王小波的思想,张华可能不会走这么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
"青春的逆反只是一个朦胧的主张,当它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重新标记后,便成为一种疯狂的力量。它象征着个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实践自己的计划和主张。"
"我终于想明白了--明天我有可能被汽车撞死,但我不能再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了,这已经二十多年了。"
"只要足够胆大,足够’没心没肺’,作为对传统体制故意反叛的’特立独行’完全可以转向张扬与任性的’随心所欲’。"(以上引自《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
"在工作了10年之后,连岳选择了彻底离开,他厌倦了自己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你控制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与王小波辞职在家里写作的时候相比,现在的谋生方式容易得多。"
"连岳极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他几乎感觉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挟你了。这是我认为的自由。物质,荣誉,工作,理念,我不为任何东西所要挟。人和人的自由状态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求你、要挟你’。"
"一个70年代的年轻朋友陈毅聪理直气壮地说:’我之所以无法变得超脱、浪漫,无法诗意地栖居在《我的阴阳两界》里面的阴的世界,是因为我已经可以自由地选择平坦的市俗之路,我没有必要以矫情的姿态寻求安慰,标榜叛逆。现在不是中世纪,骑士时代结束了,我们有必要与风车大战五百回合么?"(以上引自《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
"尽管这几年干了许多蠢事,但我仍然很高兴能经历这些。只是再也不打算受什么东西迷惑或者控制了,尽管这样会感到很快活。我会按自己想法搞点什么,但是既不想再听到别人道理,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道理,更不会像王小波一样跟自己的妻子调查同性恋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想使自己的生活在百分之九十的程度上与任何人无关。"(以上引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
在这些与青春的成长有关的叙述中,似乎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感受:"个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实践自己的计划和主张",可以说,他们从王小波那里获得了一种自立/自主的意识,开始能够指认出"那就是我应该成为的状态"或"那就是我",也就是说他们的主体意识开始确立,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无疑充当了他们成长/长大的"镜像",于是,经过"镜像阶段"的他们就成为自由一代/自由分子/自由主义分子,而"镜像"在拉康的意义上,意味着主体与他者的多种误读,同样,把王小波的"特立独行"的话语转化成或内化成这种青春成长的叙述,也必将是一个误认的过程。
充当镜像的那面"镜子"无疑是王小波写的那篇著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文中讲述了"我"在插队时,见到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故事,之所以说它特立独行,是因为此猪不安于自己的命运即或成为肉猪专职长肉或成为种猪专职交配,而是走上了一条"对抗"这种被人类安置好的命运的道路。文章结尾,作者说:"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28]
借用文革的荒诞经验讲述一种道理和人生哲学,是王小波在杂文中惯用的叙述策略,显然,作者在讽喻文革("非理智的时代"),也在褒扬一种"特立独行"的自由品格,但王小波设立在文革背景即特殊历史时空中的"特立独行",却被青年人轻易地移置到他们的人生实践当中,从而抹杀了作者叙述的历史空间。与其说他们选择了"特立独行"的自由之路,不如说他们为自己的青春的反叛/玩世不恭/对未来的恐惧找到了华丽而时尚的借口,不管这里的文章是他们有意在自 《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