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

，其实，采用"文坛中人"这个说法本身就很有趣，当年王小波的作品呈现在文坛时，就有人惊呼"高手在文坛之外"，再加上王小波的理工科出身，和他首先在海外获得影响然后进入大陆的情景，更使其与"文坛"这个话语圈产生天然的隔阂，而很难获得一种承认或认同。这可以从《依旧沉默》一文中也提到的1998年由朱文发起并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的事件中看出[51]，当代文坛是以什么方式接受王小波的。

　　问卷中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觉得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有大约一半的人表示：喜欢王小波的书，但他不是偶像，对其写作也没有影响，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不可能是偶像，也没有影响，因为不了解他们，而韩东则认为："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是90年代文化知识界推出的新偶像，在此意义上他们背叛了自身，喂养人的面包成为砸向年轻一代的石头。"

　　关于90年代末期在文学界引发的"断裂"事件，可以看成是文学场域内部的话语争夺战。借用布迪厄"文化场域"的概念[52]，是为了强调一种通过文化符号建构起来的场域所必然蕴涵的权力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话语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资本/文化符号的拥有量的争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把这些被命名为"新生代"作家[53]的断裂行动读解成一种弑父的行动。显然，他们对文化场域中处于权威地位的批评者和经典的秩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或者说颠覆的工作。他们采取的一般策略是，对于经典文学史中所罗列的经典作家以自己没有读过或不屑于读或对自己没产生过任何影响为由，从而在自己的话语中颠覆既有秩序的合法性，指责这种文学史的书写/经典的序列是无效的和无用的，当然这是从另一个层次对学院的知识生产提出批评和挑战[54]。显然，他们从一种创作论和接受论的角度来试图瓦解、消解现有的文学话语秩序，进而确立自我的认同感（批评别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整合自我的过程），成为与前辈"断裂"的新一代。不管其最终的效果如何，他们对王小波的态度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

　　正像《依旧沉默》一文中记者的采用对象多是这些新生代作家，我想并不是记者有意构造一种新生代与王小波的对话，而是从直感上说，王小波进入文学界的时间与新生代几乎是同步即90年代初期，从这个层次上，王小波似乎与新生代应该拥有

更多的情感背景与认同，但采访的结果如开头引述的那样并不理想。当然，与其说这些关于断裂问题的回答充满了对王小波的不屑，不如说他们批判的是一种带有压制性的"偶像"的膜拜，或许说王小波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小波被叙述成为了偶像，谁叙述的呢？韩东的回答很清楚，"推出"（一种主动的行为）这些新偶像的主体是"90年代文化知识界"，当然，这个主体特指现在的文学秩序的维护者与创造者，对"断裂"作家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和强制，可是这种压力究竟是一种自我的放逐呢，还是主流对边缘的影响呢？如果是后者的话，王小波这个文坛异数又怎么会成为主流的强势话语了呢？

　　如上面所说，王小波引起大陆文学圈的注意，外因多于内因，使他以及他的作品无疑处在文学圈的边缘状态，并且他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他的小说带来的，而是他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以及在杂志报刊上撰写的具有思想性的杂文随笔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所以说，他在文学圈无论从出身，还是从文学史的脉络上看，很难给他一个融洽的评论空间，也很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定位他的作品，可以说他作为一匹文坛的黑马和异数，始终游离在文学场域的边缘位置。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成为极为流行和有影响力的文化符号，甚至文化偶像，在这个意义上，凝聚在他周围的文化资本又使他处于中心的状态。这或许构成了一种王小波的文化悖论。

　　另外，从新生代对王小波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出一种批评王小波的方式，即这些指责或批判往往并非指向作家本人或其作品，而是把他作为广泛流行的文化符号与偶像来展开批判。《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王小波批判》[55]一文即是在这个思路下写就的，尽管其论述漏洞百出，但有趣的是原本针对作家本身的批判，却写成了对于"普泛的大众读者"（论述者也把自己定位于普通读者的身份）和"文坛和人文知识界"对王小波的"误读"的批判。作为该文中被反复使用的词汇"误读"，是建立在论述者对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解读上，"偏执的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自称是一个’误读’论者，他认为对一切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是一种误读。如果说在他那本著名的《影响的焦虑》中，’误读’对于后续的写作者’影响’另有’焦虑’的意义--’每一首诗都是对一首亲本诗的误释’--的话，那么从单纯欣赏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读者，它就只是’误读’，它的汉语方式就是：诗无达诂"[56]。姑且搁置论述者本身已经误读了布鲁姆的含义[57]，但可以清晰地看出，论述者眼里"误读"是一种在文学作品中无法被避免的活动，既然误读是无法避免，那又如何用自己的"误读"来指责他人的"误读"呢？

　　文章中作为重点论述的文学现象是"在王小波逝世之前，装腔作势的文坛作足了拒绝的姿态，那是一种令人心寒的沉默；而在人文知识界，同样也鲜见有仗义执言和挺身而出的；至于一贯趋炎附势的传媒，我们就更不必有什么期待了。而在王小波病逝之后，却突然冒出了众多的知者与误者，不能不让人怀疑所谓文坛和人文知识界的健康状况。"[58]论述者不仅没有冷静地考察王小波的接受状况，以及他在一个什么层面上被误读，而是非常直观地替王小波打抱不平，一方面，对于王小波死后的影响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被接受和误读的文化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这与王小波本人的关系不大，他已经被多种文化资源所借重和利用；另一方面，传媒和文坛自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批判它们健康或不健康是无效的，或者说对王小波身前/死后的接受状况进行一种价值或道德的评判本身就显得可笑和幼稚。

　　2、话语模仿与文化自恋  

　　《十问王小波追随者》[59]一文中的"王小波追随者"是特指喜欢王小波作品的文学青年，尽管文学青年也是一个模糊的指称，大概是特别喜欢文学并热衷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人吧，文章中被采访的四个人，"有偏重于网络背景的刺小刀和欢乐宋，还有更多学院背景的阿三和凌丁"，其中欢乐宋是一个叫"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的论坛的发起者和斑竹，该论坛以讨论王小波的作品和发表/张贴"模仿"王小波语言风格的文学作品为其主要内容和宗旨，聚集了一大批王小波的忠实"走狗"（取自郑板桥自谓"徐青藤门下走狗"的典故）；而刺小刀（真名胡坚）刚刚出版一本小说集《愤青时代》[60]，据其自序和书后的评论文章中得知刺小刀的创作身受王小波的影响，而且书皮上写着"韩寒出道的年龄+周星驰无厘头大话+王小波关怀的味道……"的宣传语，姑且不讨论此出版社以打造韩寒第二的心态推出"中国少年人第一部智性之作"的市场运作的企图，也不谈这部小说的创作与网络的复杂关系[61]，从收入的三篇小说《宠儿》、《RPG杨家将》和《乱世岳飞》中，可以感受出作者在模仿王小波的论述笔调或者说叙事形态（尤其是《青铜时代》的风格），王小波的文体为什么会被文学青年模仿，如同周星驰的大话语言在青年人中盛行一样，其话语模仿的机制又是什么？  　　如上面在《特立独行与自由》一节中所分析的，王小波的文本可以成为被青春反叛或玩世不恭的话语借重的文化资源，并内化到成长的叙述当中，我想那种蕴涵在王小波小说里的黑色幽默和荒诞感作为一种嘲讽与颠覆权威秩序的有效叙述成为这些文学青年可以获得青春的狂欢快感的来源，而且王小波小说与周星驰电影中的那种抹杀历史深度以及嘲弄一切的大话/游戏心态在文学青年那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当然，在这个层次上，王小波的文本可以看成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无厘头风格，或者说模仿者看到的只是其小说中的那份文字的游戏与快感，以及其叙述过去/历史的那份幽默与趣味，而似乎没有把握到在这份充满趣味感的叙述背后却是隐含着王小波作为一位严肃的创作者（从其谈创作的杂文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其对历史的理解和建立在"我的师承"[62]上的艺术取向，完全不是所谓的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消除深度模式/文本游戏的追求，正如王小波所说："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

《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