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
1984年5月5日，南京图书馆一位名叫纪维周的研究人员在南京《周末》报上发表题为 《揭开鲁迅死因》的文章，文章重提当年周建人的观点：鲁迅之死为日本人所害。纪文 云：
鲁迅突然病故，曾引起人们的怀疑。这要从须藤医生谈起。
据说，须藤原是日本军医官。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是一个侵略 性质的团体。须藤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家里装有电话机，在电话里常讲关于中日之间 交涉与冲突的情况。
众所周知，日本在军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下于德国法西斯。电视 连续剧《霍元甲》中虽有不少虚构情节，但霍元甲在上海与日本人比武时负重伤，结果 被日本医生用毒药谋害也是事实。
……
鲁迅去世不久，周建人先生忽然接到交通大学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来的密信。信中推 测，鲁迅不是死于肺病，而是被日本医生所谋害，他要求周建人认真调查一下；如查无 实据，则务请保守秘密。周建人看完信，遵照来信人的请求，立即把密信给烧掉了。
据说，鲁迅的病情虽严重，但还是可以医的，第一步须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 疑，必不治，须藤却说肋膜下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鲁迅逝世 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一份治疗报告。他虽然写了，但与实际治疗不大相符。
后来周建人打听他的下落，却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了。
纪维周这一惊人之语立即引起强烈震惊，一时舆论喧哗。
6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夕刊)》发表了日本福井县立病院内科医长、福井县立短期 大学内科学教授泉彪之助的文章，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泉彪之助经过调查指出：鲁迅所 患的活动性肺结核和气胸合并症，死亡率目前仍达28.6%，即使在拥有第一流设备的日 本国立疗养所中野病院，其死亡率也达25%，所以，对须藤医生的非难是不公平的。
6月14日，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在《朝日新闻(夕刊)》上发表文章， 他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对鲁迅死因表示怀疑的历史原因。认为，鲁迅去世时因中日关 系较紧张，那样的怀疑反映了日中关系的险恶。
7月21日，北京《团结报》在“读者评报”专页刊登蔡琼的文章《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 病》也引述了纪维周的观点。
8月25日，《团结报》又发表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先生的《日本读者对于鲁迅死因的 看法》一文，除介绍了泉彪之助和竹内实的看法外，特别着意澄清有关情况：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于8月2日就鲁迅死因问题询问了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周海婴 委托笔者说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 ，不能代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
《团结报》在发表陈文的时候，加了《编者小启》说：
本报第669号发表读者蔡琼《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病》一文，根据报刊发表的材料，指 出鲁迅先生并非直接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气胸。这是一个可以研讨的医学课题，但由 此引伸到当年治病的须藤医生有什么责任，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发表鲁迅研究室陈漱渝 先生的文章，以正视听。
8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朝刊)》又发表报道《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 军医有关的论点》，其中报道了陈漱渝文章的观点和周海婴的态度说：“鲁迅的儿子周 海婴则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论点。”其中还说：
关于鲁迅的死因，鲁迅纪念馆表示不赞成纪氏的新论点，中国的报纸上也开始发表反 对这种观点的文章。《团结报》在此之前曾刊登和纪氏新观点相同内容的读者意见，然 而现在则一转，在编者按中说，认为日本军医在鲁迅之死上有什么责任是没有根据的。
9月8日，南京《周末》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了纪维周的说法。编者有按语说：
纪氏的文章发表后，国内部分鲁迅研究者来信指出，纪氏的怀疑没有根据，特别是鲁 迅之死与霍元甲之死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这一指摘是正确的。本报刊登纪氏 的文章时缺乏慎重的态度。
上述史料，引自王锡荣著《鲁迅生平遗案》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
综上所述，早在1984年8月2日，海婴先生就委托(授权)陈漱渝先生发表声明，明确表 示不同意纪维周关于鲁迅被须藤医师蓄意谋害至死的观点；而到了2001年，海婴在兜售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时却又重复了当年纪维周的指摘，是海婴先生遗忘了他17年前 所持的正确立场?
此外，严家炎先生在其文中谈及“一·二八”时有人说过的话题时，指责笔者系“夸 大性的推断”，而且“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说过”。而事实恰恰是海婴先生在《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引用周建人原话加以亲撰。在该书62～63页中海婴这么写道：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 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团体，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吗。父亲当 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读罢海婴先生上述亲撰，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作出判断，正是周建人在“一·二八” 前听了这个名叫赵平声的人的话，才有海婴书中“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的说法。
还要说的一点是，纵观《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凡涉及鲁迅之死因，周海婴均引自 “建人叔叔”的话，而不是其生身母亲怎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而且，奇怪 的是，无论是海婴本人，还是为之辩护的著名学者，竟然会清一色地避而不谈鲁迅本人 ，以及许广平先生对须藤医生的诚信的良好评价，这又是为什么?
海婴在撰书时不愿花费时间读鲁迅著作的事也是事实。众所周知的史实是，“一·二 八”事件发生在1932年，而须藤于“1933年在上海设立医院，并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 1933年7月开始继坪井学士为海婴诊病，1934年11月后迄鲁迅逝世，常为鲁迅诊病”(《 鲁迅全集》15卷503页《人物注释·须藤五百三》)。查鲁迅日记，直到1933年7月1日始 有“夜请须藤先生为海婴诊”记载(同卷88页)。试问，在“一·二八”事件过去一年半 后鲁迅才延请须藤为海婴治病，两年十个月后，经仔细观察、交往，对虽不是肺科专家 的须藤医生敬重有加的鲁迅，才决定请他为自己治病的，又怎么可能会在1932年1月28 日前有此说法呢?“一·二八”前，鲁迅与须藤还不认识哩，这哪儿跟哪儿呀!
严家炎先生在其文中说，史沫特莱对须藤医生的医术不大放心，其真实原因在于须藤 并非肺病专家。1936年5月31日史沫特莱引美国医生邓恩医生来诊，在场者有许广平、 冯雪峰、茅盾等3人。具体诊断结果却异常凶险。据茅盾在其回忆录(刊1983年《新文学 史料》)中回顾道：诊断时，由茅盾作翻译，双方讲的是鲁迅听不懂的英语。时邓恩医 生用听诊器加以指背叩击为之仔细诊断。20分钟后，邓恩医生用英语告诉史沫特莱和茅 盾：病很严重。史沫特莱问：严重到什么程度?邓恩医生说：“恐怕过不了年!”邓恩医 生还以一种十分钦佩的口吻说：若鲁迅的病发生在欧洲人身上，则早在五年前就死掉了 。史沫特莱一边流泪一边问邓恩：现在该怎么办呢
但鲁迅拒绝了邓恩医生要他住院治疗及打空气针等的建议，——我在《爱护鲁迅是我 们共同的道义》一文中引申了许广平、黄源、冯雪峰、萧军、姚克一干当事人对此的阐 述，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在这之后不多日拍摄的X光透视片，完全证实了邓恩医生所言鲁迅 病的严重性。鲁迅在9月5日所撰《死》一文中，在谈及“今年的大病”时证实：早在邓 恩医生为之诊断前，他的须藤医生就极其负责地“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 过我仍然不以为然，也没有转告别人”。鲁迅的这个“没有转告别人”的话，很好地回 答了海婴一书及严家炎先 《实事求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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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突然病故，曾引起人们的怀疑。这要从须藤医生谈起。
据说，须藤原是日本军医官。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是一个侵略 性质的团体。须藤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家里装有电话机，在电话里常讲关于中日之间 交涉与冲突的情况。
众所周知，日本在军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下于德国法西斯。电视 连续剧《霍元甲》中虽有不少虚构情节，但霍元甲在上海与日本人比武时负重伤，结果 被日本医生用毒药谋害也是事实。
……
鲁迅去世不久，周建人先生忽然接到交通大学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来的密信。信中推 测，鲁迅不是死于肺病，而是被日本医生所谋害，他要求周建人认真调查一下；如查无 实据，则务请保守秘密。周建人看完信，遵照来信人的请求，立即把密信给烧掉了。
据说，鲁迅的病情虽严重，但还是可以医的，第一步须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 疑，必不治，须藤却说肋膜下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鲁迅逝世 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一份治疗报告。他虽然写了，但与实际治疗不大相符。
后来周建人打听他的下落，却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了。
纪维周这一惊人之语立即引起强烈震惊，一时舆论喧哗。
6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夕刊)》发表了日本福井县立病院内科医长、福井县立短期 大学内科学教授泉彪之助的文章，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泉彪之助经过调查指出：鲁迅所 患的活动性肺结核和气胸合并症，死亡率目前仍达28.6%，即使在拥有第一流设备的日 本国立疗养所中野病院，其死亡率也达25%，所以，对须藤医生的非难是不公平的。
6月14日，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在《朝日新闻(夕刊)》上发表文章， 他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对鲁迅死因表示怀疑的历史原因。认为，鲁迅去世时因中日关 系较紧张，那样的怀疑反映了日中关系的险恶。
7月21日，北京《团结报》在“读者评报”专页刊登蔡琼的文章《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 病》也引述了纪维周的观点。
8月25日，《团结报》又发表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先生的《日本读者对于鲁迅死因的 看法》一文，除介绍了泉彪之助和竹内实的看法外，特别着意澄清有关情况：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于8月2日就鲁迅死因问题询问了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周海婴 委托笔者说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 ，不能代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
《团结报》在发表陈文的时候，加了《编者小启》说：
本报第669号发表读者蔡琼《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病》一文，根据报刊发表的材料，指 出鲁迅先生并非直接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气胸。这是一个可以研讨的医学课题，但由 此引伸到当年治病的须藤医生有什么责任，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发表鲁迅研究室陈漱渝 先生的文章，以正视听。
8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朝刊)》又发表报道《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 军医有关的论点》，其中报道了陈漱渝文章的观点和周海婴的态度说：“鲁迅的儿子周 海婴则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论点。”其中还说：
关于鲁迅的死因，鲁迅纪念馆表示不赞成纪氏的新论点，中国的报纸上也开始发表反 对这种观点的文章。《团结报》在此之前曾刊登和纪氏新观点相同内容的读者意见，然 而现在则一转，在编者按中说，认为日本军医在鲁迅之死上有什么责任是没有根据的。
9月8日，南京《周末》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了纪维周的说法。编者有按语说：
纪氏的文章发表后，国内部分鲁迅研究者来信指出，纪氏的怀疑没有根据，特别是鲁 迅之死与霍元甲之死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这一指摘是正确的。本报刊登纪氏 的文章时缺乏慎重的态度。
上述史料，引自王锡荣著《鲁迅生平遗案》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
综上所述，早在1984年8月2日，海婴先生就委托(授权)陈漱渝先生发表声明，明确表 示不同意纪维周关于鲁迅被须藤医师蓄意谋害至死的观点；而到了2001年，海婴在兜售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时却又重复了当年纪维周的指摘，是海婴先生遗忘了他17年前 所持的正确立场?
此外，严家炎先生在其文中谈及“一·二八”时有人说过的话题时，指责笔者系“夸 大性的推断”，而且“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说过”。而事实恰恰是海婴先生在《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引用周建人原话加以亲撰。在该书62～63页中海婴这么写道：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 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团体，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吗。父亲当 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读罢海婴先生上述亲撰，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作出判断，正是周建人在“一·二八” 前听了这个名叫赵平声的人的话，才有海婴书中“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的说法。
还要说的一点是，纵观《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凡涉及鲁迅之死因，周海婴均引自 “建人叔叔”的话，而不是其生身母亲怎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而且，奇怪 的是，无论是海婴本人，还是为之辩护的著名学者，竟然会清一色地避而不谈鲁迅本人 ，以及许广平先生对须藤医生的诚信的良好评价，这又是为什么?
海婴在撰书时不愿花费时间读鲁迅著作的事也是事实。众所周知的史实是，“一·二 八”事件发生在1932年，而须藤于“1933年在上海设立医院，并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 1933年7月开始继坪井学士为海婴诊病，1934年11月后迄鲁迅逝世，常为鲁迅诊病”(《 鲁迅全集》15卷503页《人物注释·须藤五百三》)。查鲁迅日记，直到1933年7月1日始 有“夜请须藤先生为海婴诊”记载(同卷88页)。试问，在“一·二八”事件过去一年半 后鲁迅才延请须藤为海婴治病，两年十个月后，经仔细观察、交往，对虽不是肺科专家 的须藤医生敬重有加的鲁迅，才决定请他为自己治病的，又怎么可能会在1932年1月28 日前有此说法呢?“一·二八”前，鲁迅与须藤还不认识哩，这哪儿跟哪儿呀!
严家炎先生在其文中说，史沫特莱对须藤医生的医术不大放心，其真实原因在于须藤 并非肺病专家。1936年5月31日史沫特莱引美国医生邓恩医生来诊，在场者有许广平、 冯雪峰、茅盾等3人。具体诊断结果却异常凶险。据茅盾在其回忆录(刊1983年《新文学 史料》)中回顾道：诊断时，由茅盾作翻译，双方讲的是鲁迅听不懂的英语。时邓恩医 生用听诊器加以指背叩击为之仔细诊断。20分钟后，邓恩医生用英语告诉史沫特莱和茅 盾：病很严重。史沫特莱问：严重到什么程度?邓恩医生说：“恐怕过不了年!”邓恩医 生还以一种十分钦佩的口吻说：若鲁迅的病发生在欧洲人身上，则早在五年前就死掉了 。史沫特莱一边流泪一边问邓恩：现在该怎么办呢
?邓答：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的病 很复杂，不光是肺病，我现在只是听听敲敲，也不能完全断定。最好找一所设备好的外 国医院，开一个病房，借医院的设备，由我再来作详细的检查和治疗。如果是病人同意 ，马上可以办。但邓恩医生从无下过“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以活十年” 的结论——见《鲁迅与我七十年》60页，系海婴引自当时不在场的周建人的话，但在场 的许广平从无有此说法。
但鲁迅拒绝了邓恩医生要他住院治疗及打空气针等的建议，——我在《爱护鲁迅是我 们共同的道义》一文中引申了许广平、黄源、冯雪峰、萧军、姚克一干当事人对此的阐 述，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在这之后不多日拍摄的X光透视片，完全证实了邓恩医生所言鲁迅 病的严重性。鲁迅在9月5日所撰《死》一文中，在谈及“今年的大病”时证实：早在邓 恩医生为之诊断前，他的须藤医生就极其负责地“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 过我仍然不以为然，也没有转告别人”。鲁迅的这个“没有转告别人”的话，很好地回 答了海婴一书及严家炎先 《实事求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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