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理性批判——论20世纪西方形式美学的内在逻辑
相对于真实世界存在的文学世界为形式B.这样形式a 和形式A ,更多地包含在“艺术的形式”里(大致包含第一、第二和第四个层面);而形式B 则更多地包含在“艺术作为形式”这个方面(大致包含第三、第五个层面)。反过来说,“艺术的形式”这层含义,可以理解为文学语词、自足的文学词语结构以及文学原型这一层意义,或转化为艺术构成因素、艺术的有机形式以及艺术的共相存在形式,而“艺术作为形式”这层含义,则可以理解为文学或艺术作为虚拟的存在以及这种虚拟的存在作为Logos 本身的神圣意义。事实上,关于分解后的艺术形式具有的上述这样几层意义,不只是弗莱一个人的归纳,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构成方式、艺术形式作为一种虚拟的寓言以及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共相或Logos 本身,从这样几个角度对艺术形式的解析,渗透在20世纪形式美学流派和形式美学思想的许多方面。例如在结构主义那里,形式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便有不同的指称。从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对立来看,形式是相对实质而言的,它重视语言之中存在的关系,而从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来看,形式则是相对于物理实体而存在的;如果从纵组合与横组合的关系来看,形式概念指的是共时的结构模式。无疑,在对形式或结构进行分层研究时,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具有相似乃至相重合的地方。
艺术形式作为构成方式。艺术自有其区别非艺术的构成方式,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对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原则的分析,英美新批评对文学语言的“含混”、“张力”、“悖论”和“反讽”特性的分析,还是格式塔心理学对视觉的简化原则和埃及人的透视法的分析,乃到苏珊·朗格对布莱克诗歌《荡起回声的草地》中“曲现”(obligue)问题与提尔亚德的讨论,都可以说包含了对艺术构成方式的关注。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构成方式,关系到艺术的技巧、手法,关系到艺术之所以成其为艺术的基本形式因素,从这个方面对艺术形式所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最直接的也最为人们所接受的。甚至一些人对形式主义的责难也往往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艺术形式作为虚拟的寓言。关于此,20世纪形式美学也多有论列。除了前面提到的弗莱在分析文学的形式层面和普遍层面时涉及到这个问题,卡西尔在讨论到艺术符号的独特性时,也从艺术与游戏的区别角度作了阐述。如果艺术这种虚拟的寓言,也是一种游戏的话,那么它与孩童的游戏是有重要区别的。孩子是用事物来游戏,而艺术家则是用形式来游戏,这个游戏过程,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或拟人化,而同时是发现一个诗的、音乐的或造型的形式新世界,说它是虚拟是针对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野而提出来的。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到本世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他的语言游戏说。通过此,也许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艺术作为一种拟在还非存在的特性。维特根斯坦说,严格按照语法规则使用语言,那是一种非常片面地看待语言的方法,当我们谈到语言是一种精确演算中使用的符号系统时,我们心里所考虑的是可以在科学和数学中找到的东西。我们语言的日常使用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才符合这个精确的标准。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指出,“我们处在幻觉之中,以为我们的探讨中特殊的、深奥的、实质性的东西在于它企图抓住语言无以伦比的实质,即存在于命题概念、字词、证明、真理、经验等等之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超秩序,可以说存在于超概念之间。”但是,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是一种游戏,游戏是人类活动的本原。语言游戏的一个重要意义则在于,在承认语法规则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从逻辑性的语法规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还它生活的本来面目。以此来看艺术形式的虚拟特性,则艺术在其幻相中超越了语法规则,作为超秩序的超概念,而回归语言的原始意义和原始功用,任创造者和欣赏者在其中自由驰骋、天马行空。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中对语言的戏拟式的应用甚至有时是摆脱了一般逻辑规则而进行能指和所指的游戏性运用,不仅不是脱离语言本真特性的,而恰恰是对语言本根的捍卫和复活,它所营造的寓言世界可以帮助人们回到被形而上学的理
◎艺术的形式理性批判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观照20世纪形式美学的思想理论形态,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理论家们却在追寻和捍卫卡西尔所说的这种“形式的理性”. 尽管在不同的理论家和不同的流派那里,“形式的理性”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是,艺术形式问题,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焦点。艺术形式已不单纯只是一种属于艺术学或艺术哲学的问题,它关系到一种新的理性的建立,这种理性就是以艺术形式的逻辑来认识和构建一个合乎人的本真存在形态和存在目的的美好世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形式的美学在这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时期。综合起来看,艺术形式不仅可以是一种人所赋予的有机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无意识的产物;不仅可以是超验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不仅可以是属于单个文本的,也可以是属于文学家族的;甚至不仅是一种完成形态的,是创造的结果,也可以是进行时态的,是创造过程中的张力的表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人们对形式理性的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也不能拘于某一种狭隘观点,而对别人的观点视而不见。任何一个流派对艺术形式的阐释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阐明了部分的、相对的真理。每一个流派的观点都是对传统形式理性进行批判地继承的结果,而这一个个流派的各? 止鄣愎钩傻?0世纪形式美学思想的主要态势和代表性观点,也应该接受批判的审视。
从20世纪形式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横向的方面,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正是对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原型批评单单偏重于从客体或主体中,追寻形式之源的一种否定,这有美学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符号学所主张的主客融合的美学,其实是建立在将人融化为抽象的符号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而符号活动以及符号功能仍然是先验的产物,它并没有真正摆脱形而上学的统治,而格式塔心理学所主张的非心非物的形式,其实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假设的张力。也仍然没有走出康德主义的阴影。而在纵向的方面,形式的三重含义,即操作的、美学的、本体论的含义,都片面地夸大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以至从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作为技巧的艺术》以来,美学和文艺理论似乎就脱离了现实界而始终在“形式”的漩涡中沉浮。英学家们为自己设想了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生存的艺术桃花源,但世界的图景却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当美学家们将艺术视作一个封闭系统来加以认识时,他们自身也就被“封闭”在了世界之外。
更加必须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虽然许多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企图通过对艺术形式的强调、探寻、发现与创造来否定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建立艺术形式的理性。但是,就20世纪上半叶形式美学的发展而言,如前 《形式理性批判——论20世纪西方形式美学的内在逻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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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式作为构成方式。艺术自有其区别非艺术的构成方式,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对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原则的分析,英美新批评对文学语言的“含混”、“张力”、“悖论”和“反讽”特性的分析,还是格式塔心理学对视觉的简化原则和埃及人的透视法的分析,乃到苏珊·朗格对布莱克诗歌《荡起回声的草地》中“曲现”(obligue)问题与提尔亚德的讨论,都可以说包含了对艺术构成方式的关注。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构成方式,关系到艺术的技巧、手法,关系到艺术之所以成其为艺术的基本形式因素,从这个方面对艺术形式所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最直接的也最为人们所接受的。甚至一些人对形式主义的责难也往往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艺术形式作为虚拟的寓言。关于此,20世纪形式美学也多有论列。除了前面提到的弗莱在分析文学的形式层面和普遍层面时涉及到这个问题,卡西尔在讨论到艺术符号的独特性时,也从艺术与游戏的区别角度作了阐述。如果艺术这种虚拟的寓言,也是一种游戏的话,那么它与孩童的游戏是有重要区别的。孩子是用事物来游戏,而艺术家则是用形式来游戏,这个游戏过程,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或拟人化,而同时是发现一个诗的、音乐的或造型的形式新世界,说它是虚拟是针对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野而提出来的。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到本世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他的语言游戏说。通过此,也许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艺术作为一种拟在还非存在的特性。维特根斯坦说,严格按照语法规则使用语言,那是一种非常片面地看待语言的方法,当我们谈到语言是一种精确演算中使用的符号系统时,我们心里所考虑的是可以在科学和数学中找到的东西。我们语言的日常使用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才符合这个精确的标准。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指出,“我们处在幻觉之中,以为我们的探讨中特殊的、深奥的、实质性的东西在于它企图抓住语言无以伦比的实质,即存在于命题概念、字词、证明、真理、经验等等之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超秩序,可以说存在于超概念之间。”但是,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是一种游戏,游戏是人类活动的本原。语言游戏的一个重要意义则在于,在承认语法规则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从逻辑性的语法规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还它生活的本来面目。以此来看艺术形式的虚拟特性,则艺术在其幻相中超越了语法规则,作为超秩序的超概念,而回归语言的原始意义和原始功用,任创造者和欣赏者在其中自由驰骋、天马行空。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中对语言的戏拟式的应用甚至有时是摆脱了一般逻辑规则而进行能指和所指的游戏性运用,不仅不是脱离语言本真特性的,而恰恰是对语言本根的捍卫和复活,它所营造的寓言世界可以帮助人们回到被形而上学的理
性所拆毁的精神家园,重新建立一个属于形式理性的家园。当然,我们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来说明艺术形式的近乎游戏的非实在性特征,必须注意,这里的“语言”,已不是一般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也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说的语言,而是一种生活形式和人类活动的本原。艺术形式作为共相存在或Logos 本身。如前所述,荣格就曾说过,原型即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式或形式。艺术形式对于单个的艺术作品的集合而言,对于整个艺术家族而言,在20世纪的美学家们看来,其实即是一种艺术本身所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和共同拥有的本质特征。以叙述学为例,不管是托多罗夫、布雷蒙还是格雷马斯,都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企图建立一套通用的叙述语法和逻辑,热奈特甚至认为,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叙述话语,都无非是动词扩张的方式或陈述句语法的拓展,他们潜在或显在地都在试图发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卡西尔说得好:“科学在思想中给予我们以秩序,道德在行动中给予我们以秩序,艺术则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把握中给予我们以秩序。”尽管卡西尔反对人们去追求有关美的形而上学理论,但是他认为,如果我们分析关于艺术品的直接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就几乎不会达不到目的,尽管艺术“可以给予我们最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幻象,然而却保持着它自己的理性——形式的理性”。
◎艺术的形式理性批判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观照20世纪形式美学的思想理论形态,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理论家们却在追寻和捍卫卡西尔所说的这种“形式的理性”. 尽管在不同的理论家和不同的流派那里,“形式的理性”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是,艺术形式问题,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焦点。艺术形式已不单纯只是一种属于艺术学或艺术哲学的问题,它关系到一种新的理性的建立,这种理性就是以艺术形式的逻辑来认识和构建一个合乎人的本真存在形态和存在目的的美好世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形式的美学在这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时期。综合起来看,艺术形式不仅可以是一种人所赋予的有机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无意识的产物;不仅可以是超验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不仅可以是属于单个文本的,也可以是属于文学家族的;甚至不仅是一种完成形态的,是创造的结果,也可以是进行时态的,是创造过程中的张力的表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人们对形式理性的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也不能拘于某一种狭隘观点,而对别人的观点视而不见。任何一个流派对艺术形式的阐释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阐明了部分的、相对的真理。每一个流派的观点都是对传统形式理性进行批判地继承的结果,而这一个个流派的各? 止鄣愎钩傻?0世纪形式美学思想的主要态势和代表性观点,也应该接受批判的审视。
从20世纪形式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横向的方面,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正是对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原型批评单单偏重于从客体或主体中,追寻形式之源的一种否定,这有美学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符号学所主张的主客融合的美学,其实是建立在将人融化为抽象的符号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而符号活动以及符号功能仍然是先验的产物,它并没有真正摆脱形而上学的统治,而格式塔心理学所主张的非心非物的形式,其实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假设的张力。也仍然没有走出康德主义的阴影。而在纵向的方面,形式的三重含义,即操作的、美学的、本体论的含义,都片面地夸大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以至从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作为技巧的艺术》以来,美学和文艺理论似乎就脱离了现实界而始终在“形式”的漩涡中沉浮。英学家们为自己设想了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生存的艺术桃花源,但世界的图景却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当美学家们将艺术视作一个封闭系统来加以认识时,他们自身也就被“封闭”在了世界之外。
更加必须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虽然许多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企图通过对艺术形式的强调、探寻、发现与创造来否定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建立艺术形式的理性。但是,就20世纪上半叶形式美学的发展而言,如前 《形式理性批判——论20世纪西方形式美学的内在逻辑(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