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文化交流中进行文化比较
并与他人隔离的战 略，在不同集团及其分歧之间的关系上造成了紧张关系。这种冲突理所当然是源于这种 文化战略本身。受种族中心主义支配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关系的最终结果将是战争 ，甚至是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社会生活的自然阶段意义上的战争(bellum omniumcontra omnes)。
这便出现了挑战。如果我们按照在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许多地区所采取的这种建立认同 的逻辑，那么文明的冲突必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最后结果。何谓“冲突”?亨廷 顿用一系列的争斗和战争来加以解释。的确，战争只是在建立认同中种族中心主义文化 原则的实际体现。我们在开始时使用的是思想层次上的语言和主张，而这一战略最终使 用的语言则是武器、流血和死亡。我们都知道一些我们不得不看到的争斗事例：南斯拉 夫、卢旺达、车臣、在阿尔及利亚屠杀外国人、欧洲的仇外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周围所 发生的事，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说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不同文化交流所提出的挑战。当然， 我们有历史的事例为证。最反面、最令人难忘，也是最恐怖的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难 道没有别的出路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角度来简单说明一下种族中心主义 ，以便加深我们对它的认识。
现代化带给种族中心主义一种十分特殊和复杂的形式。西方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使人 类生活的文化倾向普遍理性化成为主流。这戏剧性地改变了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人民的生 活，迄至今日形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威胁。这威胁乃是由于起源于欧洲的日益普遍的理性 化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使它们丧失了其文化特性。这种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 是一种剥夺它们传统的固有特性的威胁。
这种理性化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置于技术进步、市场经济、科学的合理方法以及其他 理性化的机制之下。这种理性化往往被视为只不过是西方生活的全球化，而不同的文化 则丧失了容身之地。就此而言，现代化是对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的一种威胁。用黑格尔 批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性化的话来说，是“消灭一切的怒涛”(fury of vanishing[die Furie des Verschwindens])。这种威胁甚至在西方的自我认识中也可以感觉到：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铁笼”(iron cage)，在其中文化的创造力将遭到扼杀。(注：马 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学》(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EineAufsatzsammlung,hg.Johannes Winckelmann)约翰内斯·温克尔曼编：《论文集》)，Gütersloh1965，第188页。)现代化曾被论者认为是“文化的悲剧”，两次世界大战便 被认为是可怕的证明。(注：参阅弗里德里希·耶格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20世纪 初期德国与美国的生活方式》，(Jaeger,Friedrich:Büigerlichkeit.Deutsche undamerikanische Philosophien einer
Lebensform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载 滕费尔德，克劳斯；韦勒，汉斯—乌尔里希(编)：《资产阶级历史研究》(Tenfelde,Klaus,Wehler,Hans-Urich Eds:Wege zur Geschichte des Bürgertums.)Gottingen， 1994，第171—206页。)现代化的威胁不应成为要求后现代主义的口实，因为反现代主 义(anti-modernism)(至少部分地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现代化束缚的运动中，有人以 强调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独特性而要求建立一种激烈反对普及现代化原则的秩序。它 利用现代化可能造成的后果来建立一种反现代的制度并付诸实施。现代化已导致一种以 种族中心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反对将特定的认同普遍化的主张。这种对现代事物的反动， 不仅可在非西方国家看到，而且可能以作为现代事物反过来反对自己的形式出现，而且 也已出现。这两种情况也都会导致“文明的冲突”。对这种威胁可举两例：纳粹主义和 原教旨主义。我并不认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纳粹的政策代表现代化的本旨和实质，相 反，纳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运动，它利用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仅仅是作为手段 而不是运动的目的。正是这种反现代化的现代事物才使纳粹主义如此恐怖和危险，如此 之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今天，同样的辩证法支配着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和它们的反现 代主义。
二、历史与认同
要寻求答案就不得不将历史研究放在首位，因为历史研究才是提出并解释认同的最重 要的文化战略。历史是自我了解的手段，是阐释、论述甚至形成自我认同，以及形成自 己所属群体范围之外的其他认同的手段。它作为一面镜子代表着过去，我们可以在其中 看到在时代的范围内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面貌。对个人以及群体——国家、性别 或文化——的认同来说均是如此。认同总是由历史形成的。它是由记忆和历史意识形成 甚至构成的。特性就是对我是谁或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如果我们必须回答这样 的问题，我们通常是通过讲述往事，通过记叙历史来实现的。
关于文化认同，我想强调某些历史记述，甚至是形成这种范围广泛的集体认同的历史 记述。它们被称之为元叙述(master-narratives)。之所以提到元叙述，是为了回答文 化认同的问题。在西方，我们现在遇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元叙述提出的强烈批评，其中 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弗朗索瓦·利奥塔德(注：利奥塔德，弗朗索瓦；利奥塔德，让一弗 朗索瓦：《关于后现代学的报告》(Lyotard,Francois;Lyotard,Jean-Franois:DasPostmoderne Wissen,Ein Bericht.Graz 1986)。)。他宣称元叙述已经告终，这表明在 《如何在文化交流中进行文化比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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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出现了挑战。如果我们按照在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许多地区所采取的这种建立认同 的逻辑，那么文明的冲突必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最后结果。何谓“冲突”?亨廷 顿用一系列的争斗和战争来加以解释。的确，战争只是在建立认同中种族中心主义文化 原则的实际体现。我们在开始时使用的是思想层次上的语言和主张，而这一战略最终使 用的语言则是武器、流血和死亡。我们都知道一些我们不得不看到的争斗事例：南斯拉 夫、卢旺达、车臣、在阿尔及利亚屠杀外国人、欧洲的仇外活动。这些都是我们周围所 发生的事，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说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不同文化交流所提出的挑战。当然， 我们有历史的事例为证。最反面、最令人难忘，也是最恐怖的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难 道没有别的出路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角度来简单说明一下种族中心主义 ，以便加深我们对它的认识。
现代化带给种族中心主义一种十分特殊和复杂的形式。西方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使人 类生活的文化倾向普遍理性化成为主流。这戏剧性地改变了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人民的生 活，迄至今日形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威胁。这威胁乃是由于起源于欧洲的日益普遍的理性 化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使它们丧失了其文化特性。这种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 是一种剥夺它们传统的固有特性的威胁。
这种理性化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置于技术进步、市场经济、科学的合理方法以及其他 理性化的机制之下。这种理性化往往被视为只不过是西方生活的全球化，而不同的文化 则丧失了容身之地。就此而言，现代化是对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的一种威胁。用黑格尔 批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性化的话来说，是“消灭一切的怒涛”(fury of vanishing[die Furie des Verschwindens])。这种威胁甚至在西方的自我认识中也可以感觉到：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铁笼”(iron cage)，在其中文化的创造力将遭到扼杀。(注：马 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学》(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EineAufsatzsammlung,hg.Johannes Winckelmann)约翰内斯·温克尔曼编：《论文集》)，Gütersloh1965，第188页。)现代化曾被论者认为是“文化的悲剧”，两次世界大战便 被认为是可怕的证明。(注：参阅弗里德里希·耶格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20世纪 初期德国与美国的生活方式》，(Jaeger,Friedrich:Büigerlichkeit.Deutsche undamerikanische Philosophien einer
Lebensform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载 滕费尔德，克劳斯；韦勒，汉斯—乌尔里希(编)：《资产阶级历史研究》(Tenfelde,Klaus,Wehler,Hans-Urich Eds:Wege zur Geschichte des Bürgertums.)Gottingen， 1994，第171—206页。)现代化的威胁不应成为要求后现代主义的口实，因为反现代主 义(anti-modernism)(至少部分地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现代化束缚的运动中，有人以 强调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独特性而要求建立一种激烈反对普及现代化原则的秩序。它 利用现代化可能造成的后果来建立一种反现代的制度并付诸实施。现代化已导致一种以 种族中心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反对将特定的认同普遍化的主张。这种对现代事物的反动， 不仅可在非西方国家看到，而且可能以作为现代事物反过来反对自己的形式出现，而且 也已出现。这两种情况也都会导致“文明的冲突”。对这种威胁可举两例：纳粹主义和 原教旨主义。我并不认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纳粹的政策代表现代化的本旨和实质，相 反，纳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运动，它利用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仅仅是作为手段 而不是运动的目的。正是这种反现代化的现代事物才使纳粹主义如此恐怖和危险，如此 之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今天，同样的辩证法支配着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和它们的反现 代主义。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一个要求回答的问题：在文化差异与普遍化的主张之间模亘着一 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遇到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难道我们只有一种取舍来决定是主 张文化的独特性呢，抑或是主张跨越各种文化的普遍性?我认为这样做出取舍是灾难性 的。因此，我们遇到了一次人类不得不面对和不得不寻求答案的理论挑战。
二、历史与认同
要寻求答案就不得不将历史研究放在首位，因为历史研究才是提出并解释认同的最重 要的文化战略。历史是自我了解的手段，是阐释、论述甚至形成自我认同，以及形成自 己所属群体范围之外的其他认同的手段。它作为一面镜子代表着过去，我们可以在其中 看到在时代的范围内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面貌。对个人以及群体——国家、性别 或文化——的认同来说均是如此。认同总是由历史形成的。它是由记忆和历史意识形成 甚至构成的。特性就是对我是谁或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如果我们必须回答这样 的问题，我们通常是通过讲述往事，通过记叙历史来实现的。
关于文化认同，我想强调某些历史记述，甚至是形成这种范围广泛的集体认同的历史 记述。它们被称之为元叙述(master-narratives)。之所以提到元叙述，是为了回答文 化认同的问题。在西方，我们现在遇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元叙述提出的强烈批评，其中 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弗朗索瓦·利奥塔德(注：利奥塔德，弗朗索瓦；利奥塔德，让一弗 朗索瓦：《关于后现代学的报告》(Lyotard,Francois;Lyotard,Jean-Franois:DasPostmoderne Wissen,Ein Bericht.Graz 1986)。)。他宣称元叙述已经告终，这表明在 《如何在文化交流中进行文化比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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