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形象的典型性与批判性
祥林嫂形象的典型性与批判性
王一峰
鲁迅小说《祝福》塑造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极平凡、善良、朴实的贫苦农村妇女，地位十分低下，父母和籍贯不详，无姓无名，人们都以她的第一个丈夫称呼她为“祥林嫂”。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来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正如鲁迅在其杂文《灯下漫笔》中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命运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沉浮，她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和社会批判意义。
一、初到鲁镇
祥林嫂第一次在鲁镇出现，是在她死了第一个丈夫祥林，婆婆要卖掉她，她不得不逃出来的时候。她当时二十六七岁，婆婆三十几岁，丈夫祥林比她小十岁，小叔十多岁。家中的生活重担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她忙里忙外，既要侍奉老的，又要照顾小的，还要经常受婆婆的气。丈夫死后，婆婆对她更苛刻更严厉了，不是指责就是咒骂，并且扬言要卖掉她给小儿子娶媳妇。祥林嫂终于忍受不了婆婆的虐待，为了能过上“人”的生活，悄悄地离开了婆家，来到了鲁镇，经卫老婆子介绍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成为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能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她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受，人们夸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为此感到“满足”，口角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生活，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地位。这是祥林嫂与命运进行的首次抗争，也是她由“想做奴隶而不得”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一次转变。
二、被迫改嫁
不久，祥林嫂就被婆婆派来的人从鲁四老爷家劫回，以八十千大钱的价格卖给深山里的贺老六做老婆。被迫改嫁，“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土奥，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她对别人强加给自己命运的一种反抗，也是对夫权观念的一种斗争。她痛恨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反对威逼式的强迫婚姻。可见，她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人，而是一个与自己不幸命运进行顽强抗争的人。后来当她发现可以和自己的新丈夫贺老六一起，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活下去的时候，她也就感到满足，长胖了。不久又生了儿子阿毛，这就是卫老婆子所谓的“交了好运”。可这种“满足”和“好运”，其本身就带有悲剧的性质。因为她所感到满足的，并非是不受压迫的“人”的地位，而是“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的生活。其实这个所谓“好运”，无非是用自己的力气，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暂时做稳了奴隶”。
三、再到鲁镇
当祥林嫂到贺家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以后，厄运又再次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丈夫贺老六因得伤寒病死去，她只能与儿子阿毛相依为命。可是两年后，已经两三岁的儿子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时又被狼叼了去。亡夫失子之后，她虽然蒙受了巨大的不幸，但宗法专制势力却不能宽容她，最后竟将她当牛做马的资格也剥夺了，使她落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更加悲惨的境地。大伯来收屋，她又被赶出了贺家。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做工，仍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
面对宗法专制制度和传统礼教的淫威，祥林嫂再次进行了顽强的挣扎，特别是听信了鲁家另一个佣人柳妈劝说去土地庙捐门槛。这是她最主要的一次与命运抗争的行为。她用自己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工钱捐了一条门槛，让千人踏、万人跨，回来时“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可见，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别人一样的正常的人，她在苦求自己在鲁镇“人”眼中的地位。然而祥林嫂与命运进行抗争的方式是用迷信对付迷信，用良善对付凶恶，用勤劳对付榨取。冬至祭祀的时候，当她以为已赎了罪，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因四婶一声“祥林嫂，放着吧！我来拿。”“只得疑惑地走开”。她“疑惑”自己越是不幸就越有罪吗？不幸的人难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吗？这给了她精神上致命一击，彻底打破了她的幻想。这是宗法势力对如同样林嫂这样命运的农村妇女的一次总宣判。
想做奴隶而不得，祥林嫂终于被鲁四老爷一脚踢开，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此后，她时常痛苦地追述阿毛被狼叼走的情形，换来的却是人们的嘲笑和冷漠，她的悲苦遭遇反而成了人们无聊生活的调味品。围绕在祥林嫂周围的人，不管亲的、疏的、怀有恶意的、并无恶意的，都在把她往死路上逼。“大家都不是凶手，又都是凶手”。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礼教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人与人之间关系如此冷漠无情、毫无同情心和爱心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悲惨命运是注定了的。这使祥林嫂更加“疑惑”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不管你多么不幸，多么愿意忍受，多么愿意当奴隶，多么坚毅地挣扎，注定是赎不了罪的。
四、死在新年
沦为乞丐流浪街头的祥林嫂心中思考最多的，最关心的是人死后有无魂灵的问题。残酷的命运迫使她断绝了对生的一切留恋和希望，她唯一的可能就是想到死。她生前哀哀无告，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安慰她，她只能寄希望于死后。于是便产生了冥冥之中见到阿毛的渴望和见到丈夫的恐怖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使祥林嫂产生了“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疑惑”。这是对传统礼教的“疑惑”，也是对自我命运的“疑惑”。在男尊女卑、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的，所谓的妻性是威逼而成的，妻子只不过是丈夫的奴隶、从属品而已，只有纯真而伟大的母性才是她的全部，并时时占据着她的整个心灵，因此祥林嫂最怀念的只能是自己的儿子，而不可能是丈夫。
面对死亡的威胁和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自己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毅然地选择在鲁镇新年的“祝福”的爆竹声中了却自己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祥林嫂对这吃人的礼教社会，强而有力的最后一次无声的抗争。
总观祥林嫂的“半生事迹”，从她二十六七岁死了第一个丈夫祥林，到她四十上下时在鲁镇新年“祝福”的爆竹声中死去，这短暂而漫长的十多年中，她经历了人间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她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尽了压榨和摧残，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尽了人们的鄙视和嘲笑。但她一寡再寡，两度做工，中年丧子，末路乞讨的悲惨遭遇，使她在临死前对这不合理的社会产生了“疑惑”，对这荒谬的传统礼教产生了“疑惑”，对自己这悲苦的命运产生了“疑惑”。这“疑惑”是祥林嫂痛苦经历后的一种觉醒，是鲁迅思考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形象体现。祥林嫂的自杀，宣告了对传统礼教和宗法社会的彻底否定。
我们从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着与命运抗争的一种坚忍精神，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然而，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想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传统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祥林嫂既不是一个服从认命，不会自己选择的人，也不是一个只知逆来顺受，没有思想，不会思考，没有人格尊严的人，而是一个与命运进行着苦苦抗争的，有自己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尊严的人。
小说之所以以“祝福”为题，采用直缀构思的方式，以祥林嫂的“半生事迹”为纵线展开情节，安排结构，特别是首尾采用“祝福”的生活习俗相呼应的结构，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地主阶级所祝之“福”，恰恰是贫苦农民所临之“祸”，专制制度的“福”越大，“寿”越长，劳动人民的“祸”就越多，苦难就越深，命运就越惨。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情节，是为突显祥林嫂形象的典型性与批判性：一方面是为了表现传统礼教给祥林嫂造成了精神上的严重创伤，另一方面是表现祥林嫂对这不合理的社会的一种反抗，这是最重要的。它寄寓着作者沉郁的悲愤和深邃的思索：要彻底地摧毁宗法专制制度，仅凭个人的奋斗和抗争是很难实现的，只有人们从沉睡的“铁屋子”中醒来，并且团结起来，才能避免“被吃”的厄运。
作者单位：甘肃省西和县第一中学（ 742100） 《祥林嫂形象的典型性与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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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峰
鲁迅小说《祝福》塑造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极平凡、善良、朴实的贫苦农村妇女，地位十分低下，父母和籍贯不详，无姓无名，人们都以她的第一个丈夫称呼她为“祥林嫂”。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来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正如鲁迅在其杂文《灯下漫笔》中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命运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沉浮，她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和社会批判意义。
一、初到鲁镇
祥林嫂第一次在鲁镇出现，是在她死了第一个丈夫祥林，婆婆要卖掉她，她不得不逃出来的时候。她当时二十六七岁，婆婆三十几岁，丈夫祥林比她小十岁，小叔十多岁。家中的生活重担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她忙里忙外，既要侍奉老的，又要照顾小的，还要经常受婆婆的气。丈夫死后，婆婆对她更苛刻更严厉了，不是指责就是咒骂，并且扬言要卖掉她给小儿子娶媳妇。祥林嫂终于忍受不了婆婆的虐待，为了能过上“人”的生活，悄悄地离开了婆家，来到了鲁镇，经卫老婆子介绍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成为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能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她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受，人们夸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为此感到“满足”，口角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生活，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地位。这是祥林嫂与命运进行的首次抗争，也是她由“想做奴隶而不得”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一次转变。
二、被迫改嫁
不久，祥林嫂就被婆婆派来的人从鲁四老爷家劫回，以八十千大钱的价格卖给深山里的贺老六做老婆。被迫改嫁，“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土奥，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她对别人强加给自己命运的一种反抗，也是对夫权观念的一种斗争。她痛恨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反对威逼式的强迫婚姻。可见，她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人，而是一个与自己不幸命运进行顽强抗争的人。后来当她发现可以和自己的新丈夫贺老六一起，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活下去的时候，她也就感到满足，长胖了。不久又生了儿子阿毛，这就是卫老婆子所谓的“交了好运”。可这种“满足”和“好运”，其本身就带有悲剧的性质。因为她所感到满足的，并非是不受压迫的“人”的地位，而是“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的生活。其实这个所谓“好运”，无非是用自己的力气，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暂时做稳了奴隶”。
三、再到鲁镇
当祥林嫂到贺家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以后，厄运又再次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丈夫贺老六因得伤寒病死去，她只能与儿子阿毛相依为命。可是两年后，已经两三岁的儿子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时又被狼叼了去。亡夫失子之后，她虽然蒙受了巨大的不幸，但宗法专制势力却不能宽容她，最后竟将她当牛做马的资格也剥夺了，使她落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更加悲惨的境地。大伯来收屋，她又被赶出了贺家。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做工，仍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
面对宗法专制制度和传统礼教的淫威，祥林嫂再次进行了顽强的挣扎，特别是听信了鲁家另一个佣人柳妈劝说去土地庙捐门槛。这是她最主要的一次与命运抗争的行为。她用自己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工钱捐了一条门槛，让千人踏、万人跨，回来时“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可见，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别人一样的正常的人，她在苦求自己在鲁镇“人”眼中的地位。然而祥林嫂与命运进行抗争的方式是用迷信对付迷信，用良善对付凶恶，用勤劳对付榨取。冬至祭祀的时候，当她以为已赎了罪，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因四婶一声“祥林嫂，放着吧！我来拿。”“只得疑惑地走开”。她“疑惑”自己越是不幸就越有罪吗？不幸的人难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吗？这给了她精神上致命一击，彻底打破了她的幻想。这是宗法势力对如同样林嫂这样命运的农村妇女的一次总宣判。
想做奴隶而不得，祥林嫂终于被鲁四老爷一脚踢开，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此后，她时常痛苦地追述阿毛被狼叼走的情形，换来的却是人们的嘲笑和冷漠，她的悲苦遭遇反而成了人们无聊生活的调味品。围绕在祥林嫂周围的人，不管亲的、疏的、怀有恶意的、并无恶意的，都在把她往死路上逼。“大家都不是凶手，又都是凶手”。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礼教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人与人之间关系如此冷漠无情、毫无同情心和爱心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悲惨命运是注定了的。这使祥林嫂更加“疑惑”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不管你多么不幸，多么愿意忍受，多么愿意当奴隶，多么坚毅地挣扎，注定是赎不了罪的。
四、死在新年
沦为乞丐流浪街头的祥林嫂心中思考最多的，最关心的是人死后有无魂灵的问题。残酷的命运迫使她断绝了对生的一切留恋和希望，她唯一的可能就是想到死。她生前哀哀无告，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安慰她，她只能寄希望于死后。于是便产生了冥冥之中见到阿毛的渴望和见到丈夫的恐怖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使祥林嫂产生了“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疑惑”。这是对传统礼教的“疑惑”，也是对自我命运的“疑惑”。在男尊女卑、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的，所谓的妻性是威逼而成的，妻子只不过是丈夫的奴隶、从属品而已，只有纯真而伟大的母性才是她的全部，并时时占据着她的整个心灵，因此祥林嫂最怀念的只能是自己的儿子，而不可能是丈夫。
面对死亡的威胁和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自己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毅然地选择在鲁镇新年的“祝福”的爆竹声中了却自己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祥林嫂对这吃人的礼教社会，强而有力的最后一次无声的抗争。
总观祥林嫂的“半生事迹”，从她二十六七岁死了第一个丈夫祥林，到她四十上下时在鲁镇新年“祝福”的爆竹声中死去，这短暂而漫长的十多年中，她经历了人间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她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尽了压榨和摧残，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尽了人们的鄙视和嘲笑。但她一寡再寡，两度做工，中年丧子，末路乞讨的悲惨遭遇，使她在临死前对这不合理的社会产生了“疑惑”，对这荒谬的传统礼教产生了“疑惑”，对自己这悲苦的命运产生了“疑惑”。这“疑惑”是祥林嫂痛苦经历后的一种觉醒，是鲁迅思考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形象体现。祥林嫂的自杀，宣告了对传统礼教和宗法社会的彻底否定。
我们从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着与命运抗争的一种坚忍精神，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然而，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想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传统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祥林嫂既不是一个服从认命，不会自己选择的人，也不是一个只知逆来顺受，没有思想，不会思考，没有人格尊严的人，而是一个与命运进行着苦苦抗争的，有自己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尊严的人。
小说之所以以“祝福”为题，采用直缀构思的方式，以祥林嫂的“半生事迹”为纵线展开情节，安排结构，特别是首尾采用“祝福”的生活习俗相呼应的结构，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地主阶级所祝之“福”，恰恰是贫苦农民所临之“祸”，专制制度的“福”越大，“寿”越长，劳动人民的“祸”就越多，苦难就越深，命运就越惨。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情节，是为突显祥林嫂形象的典型性与批判性：一方面是为了表现传统礼教给祥林嫂造成了精神上的严重创伤，另一方面是表现祥林嫂对这不合理的社会的一种反抗，这是最重要的。它寄寓着作者沉郁的悲愤和深邃的思索：要彻底地摧毁宗法专制制度，仅凭个人的奋斗和抗争是很难实现的，只有人们从沉睡的“铁屋子”中醒来，并且团结起来，才能避免“被吃”的厄运。
作者单位：甘肃省西和县第一中学（ 742100） 《祥林嫂形象的典型性与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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