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
20世纪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世纪。由于散文重在抒情写志，在翻天覆地的变动中的一些 关键时刻它常能发挥一些特殊的作用，导致百年散文批评风风雨雨，留下了太多的恩恩 怨怨是是非非。廓清迷雾，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是散文批评的当务之急。同时，在实践中 ，散文的文类形象时常被人为地模糊，尽管五四时期批评家们把它和小说、诗歌、戏剧 并列为文学四大文体，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常把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作品都囊括 到散文之中，使它成为“残余的文类”、“次要文类”，加上散文理论话语的极度匮乏 ，给研究带来极大的障碍。国内外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使得中国现代散 文研究目前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为此，有必要对20世纪散文批评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资 源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评估，梳理其发展脉络，对各种流派作出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并从 中总结出一些规律。这对于确立散文文体独特的形象，推动新世纪的散文乃至整个文学 创作和批评，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
在20年代现代散文初创时期，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同步进行，一同成为当时最成熟 的门类。其标志就是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的讨论，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 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语丝》是周作人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语丝社创办的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共出版 了260期，其散文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为“语丝体”。孙伏园提出“语丝 的文体”的形成是“四五十期以来的渐渐形成的文体，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孙伏园 的文章引起了语丝社同仁的注意，仅隔半个月，周作人在《语丝》第54期上发表了《答 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进行回应，突出“语丝体”散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大胆与 诚意”，二是“不说别人的话”。紧接着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 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对周作人概括“语丝体”散文的两大特点进一步 阐发：“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整体，‘语丝’的朋友 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 破‘学者尊严’的脸孔。”这一阐述把周作人的观点表达得更明确更形象。“不说别人 的话”应该是“私论”、“私见”；怎样“大胆与诚意”?以“学者尊严”作为对立陪 衬，虽则是以打破“学者尊严”的否定形式来表达，但意见却显示得十分清楚明白，即 以“私论”、“私见”的真诚，和读者平等地自由地对话。林语堂对“语丝体”散文的 批评是把它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中西合一的文明批评的范本，推荐给读者的。
之后，鲁迅对“语丝体”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 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 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 ，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1]和周作人、林语堂相比，鲁迅注重的是“语丝体”的倾 向色彩以及社会效应。
“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已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的《怎么写 》、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等相继面世，散文批评空前活跃起来。20世纪 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 鼎立的批评格局。
言志说散文批评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领衔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从五四激流 中退了出来，心境渐趋平和，开始把散文作为“偶然的避难所”，[2](P14)对他在五四 时写的抗争杂感产生厌倦，认为“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开始转向，“ 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2](P13)。实践的成功又促使他决心要从散文批评上为他的创作 的转变寻找理论依据。他寻找的最终的结果是：否定散文“载道”，推崇散文“言志” 。他怀疑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探索好梦”，“ 反对为道德的文学”，[2](P108)提出“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 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2](P318) 他把文学分成两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 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他的结论是：文学史上的载道“文学‘差不多总是 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而言志的散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 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2](P3 30)他把言志的散文奉为“文学发达的极致”，[2](P329)形成完整的言志说散文批评体 系——“极致”说。周作人的“极致”说把散文小品的地位从开始的“偶然的避难所” 逐步提升到“极致”，也完成了他从“士”到“名士”的自我升值。他的“极致”说对 散文的基调作了规范：“新散文里的基调虽然仍是儒道两家的，这却经过西洋现代思想 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3](P882)并隆重推出俞平伯作为新散文基调的楷 模。联系他一贯对儒道的轻佻贬斥以及把西洋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 义”来考量，他的“极致”说的基调内核是唯我利己为核心的现世主义，而且这种现世 主义很彻底，彻底到已失之制衡。它并不是古代“士”所奉行的与己无关的清高飘逸， 是要把散文龟缩到“自我”的硬壳中，变成一张只能“接着吻的嘴”。
林语堂等人也积极支持周作人的观点，林语堂先是鼓吹“幽默”，后又倡导“性灵” ，积极创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亮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 ，成为散文创作“个人化”的宣言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还有郁达夫，他的“心体说” 散文批评观点从本质上讲，也是属言志说散文批评根蔓上的果实。
言志说散文批评推崇“言志”，既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又把 “言志”作为散文批评的唯一标准，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批评的意义。他们坚持散文 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私论”、“私见”的“个人化”的文体。这种批评受 制于批评家个人文化构成和情趣爱好，毫不回避个人的好恶与价值，批评充满情感倾向 和富有人情味。他们倡导散文风格要冲淡平和，主张散文絮语化、闲适化。他们的散文 批评更多的是个人心智的产物，并不硬性遵循什么法则，具有一定随意性。主张言志说 散文批评的还有梁遇春、胡梦华、钟敬文、梁实秋等。
社会学散文批评以鲁迅为领衔人。鲁迅运用杂文进行社会批评。他的散文批评经典之 作《怎么写》，对散文抒写真情实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提出了散文的重要审美命题 ：散文的幻灭“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由于鲁迅处在文化斗争漩涡的中心— —上海，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杂文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最好的武器。他对杂文的社会效 应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杂文进行定位，强调杂文的社会功能，“是感 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坚信散文生存和发展，“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4](P5 75)鲁迅总结出系统的杂文写作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学散文批评体系。运用这类散 文批评方法的还有茅盾、钱杏村等。茅盾明确地主张散文应“成为新时代的工具”。[5 ]钱杏村批评散文作家和作品时，始终把散文
社会学散文批评以社会为中心，重在考察散文对于社会的依从，把散文的社会效应和 功能放在批评的首位。从散文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散文，成了社会学散文批评的唯一逻 辑。他们重作家的遗传与环境，批评家必须了解作家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 ，以澄清和解释散文家在散文中所表达的倾向作为批评的首要目标。他们追求崇高，没 有丝毫的浪漫和幻想，和政治革命具有共振效应，寻找的是大感觉，具有纯净的硬度。
文本说散文批评以朱自清、李素伯为领衔人。朱自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有他的 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新文学运动“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 他既反对言志说散文批评，认为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6](P29)，同时对社会学散 《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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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20年代现代散文初创时期，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同步进行，一同成为当时最成熟 的门类。其标志就是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的讨论，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 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语丝》是周作人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语丝社创办的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共出版 了260期，其散文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为“语丝体”。孙伏园提出“语丝 的文体”的形成是“四五十期以来的渐渐形成的文体，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孙伏园 的文章引起了语丝社同仁的注意，仅隔半个月，周作人在《语丝》第54期上发表了《答 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进行回应，突出“语丝体”散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大胆与 诚意”，二是“不说别人的话”。紧接着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 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对周作人概括“语丝体”散文的两大特点进一步 阐发：“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整体，‘语丝’的朋友 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 破‘学者尊严’的脸孔。”这一阐述把周作人的观点表达得更明确更形象。“不说别人 的话”应该是“私论”、“私见”；怎样“大胆与诚意”?以“学者尊严”作为对立陪 衬，虽则是以打破“学者尊严”的否定形式来表达，但意见却显示得十分清楚明白，即 以“私论”、“私见”的真诚，和读者平等地自由地对话。林语堂对“语丝体”散文的 批评是把它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中西合一的文明批评的范本，推荐给读者的。
之后，鲁迅对“语丝体”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 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 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 ，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1]和周作人、林语堂相比，鲁迅注重的是“语丝体”的倾 向色彩以及社会效应。
“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已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的《怎么写 》、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等相继面世，散文批评空前活跃起来。20世纪 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 鼎立的批评格局。
言志说散文批评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领衔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从五四激流 中退了出来，心境渐趋平和，开始把散文作为“偶然的避难所”，[2](P14)对他在五四 时写的抗争杂感产生厌倦，认为“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开始转向，“ 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2](P13)。实践的成功又促使他决心要从散文批评上为他的创作 的转变寻找理论依据。他寻找的最终的结果是：否定散文“载道”，推崇散文“言志” 。他怀疑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探索好梦”，“ 反对为道德的文学”，[2](P108)提出“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 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2](P318) 他把文学分成两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 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他的结论是：文学史上的载道“文学‘差不多总是 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而言志的散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 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2](P3 30)他把言志的散文奉为“文学发达的极致”，[2](P329)形成完整的言志说散文批评体 系——“极致”说。周作人的“极致”说把散文小品的地位从开始的“偶然的避难所” 逐步提升到“极致”，也完成了他从“士”到“名士”的自我升值。他的“极致”说对 散文的基调作了规范：“新散文里的基调虽然仍是儒道两家的，这却经过西洋现代思想 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3](P882)并隆重推出俞平伯作为新散文基调的楷 模。联系他一贯对儒道的轻佻贬斥以及把西洋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 义”来考量，他的“极致”说的基调内核是唯我利己为核心的现世主义，而且这种现世 主义很彻底，彻底到已失之制衡。它并不是古代“士”所奉行的与己无关的清高飘逸， 是要把散文龟缩到“自我”的硬壳中，变成一张只能“接着吻的嘴”。
林语堂等人也积极支持周作人的观点，林语堂先是鼓吹“幽默”，后又倡导“性灵” ，积极创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亮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 ，成为散文创作“个人化”的宣言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还有郁达夫，他的“心体说” 散文批评观点从本质上讲，也是属言志说散文批评根蔓上的果实。
言志说散文批评推崇“言志”，既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又把 “言志”作为散文批评的唯一标准，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批评的意义。他们坚持散文 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私论”、“私见”的“个人化”的文体。这种批评受 制于批评家个人文化构成和情趣爱好，毫不回避个人的好恶与价值，批评充满情感倾向 和富有人情味。他们倡导散文风格要冲淡平和，主张散文絮语化、闲适化。他们的散文 批评更多的是个人心智的产物，并不硬性遵循什么法则，具有一定随意性。主张言志说 散文批评的还有梁遇春、胡梦华、钟敬文、梁实秋等。
社会学散文批评以鲁迅为领衔人。鲁迅运用杂文进行社会批评。他的散文批评经典之 作《怎么写》，对散文抒写真情实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提出了散文的重要审美命题 ：散文的幻灭“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由于鲁迅处在文化斗争漩涡的中心— —上海，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杂文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最好的武器。他对杂文的社会效 应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杂文进行定位，强调杂文的社会功能，“是感 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坚信散文生存和发展，“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4](P5 75)鲁迅总结出系统的杂文写作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学散文批评体系。运用这类散 文批评方法的还有茅盾、钱杏村等。茅盾明确地主张散文应“成为新时代的工具”。[5 ]钱杏村批评散文作家和作品时，始终把散文
对社会的态度作为兴奋点。他的《现代十 六家小品》名噪一时，成为社会学散文批评的代表作。
社会学散文批评以社会为中心，重在考察散文对于社会的依从，把散文的社会效应和 功能放在批评的首位。从散文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散文，成了社会学散文批评的唯一逻 辑。他们重作家的遗传与环境，批评家必须了解作家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 ，以澄清和解释散文家在散文中所表达的倾向作为批评的首要目标。他们追求崇高，没 有丝毫的浪漫和幻想，和政治革命具有共振效应，寻找的是大感觉，具有纯净的硬度。
文本说散文批评以朱自清、李素伯为领衔人。朱自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有他的 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新文学运动“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 他既反对言志说散文批评，认为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6](P29)，同时对社会学散 《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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