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问题中的两个关键词：现代性与意识形态性
的基点。
然而“现代性”只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需要一种物质载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所面对的时代称为“现代”，也可以将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激进态度称为“现代性”，从而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现代性”，文艺复兴时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有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近代工业革命时代也有它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也就是当今时代的“现代性”，或者说当下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全球性”作为一个地理性、区位性的概念又使“现代性”概念发生从时间关系到空间关系的转换，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经济、科技、资讯、生产、贸易、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等方面相互协作、彼此依存，虽然实际情况肯定要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全球化终究有利于全体人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就在“现代性”中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性和完满性的召唤，它不是将人类隔绝开来而是促使人类走向会通和整合。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全球性”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依托和现实内涵，“全球性”乃是“现代性”的当下形态和空间形态。
“全球性”与“意识形态性”
当今全球化进程不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在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辐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描述。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全球性联觉”(globally variable synaesthesia)，即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主”、“法制”、“人权”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标榜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在推进“民主化进程”，倡导“以法治国”，改善“人权记录”方面致力，而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为世人所诟病，使自己的形象遭受损害。
然而这一趋同之势并不能说明所有民族、国家、地区已经弥合了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恰恰相反，这条鸿沟甚至愈发加深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体制形式和人权标准的全球推行表示信心，“民主”、“人权”之类概念几乎成了西方政治家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成了挞伐别人的掌中利器。除了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之外，他们还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将接纳西方式的价值体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方面就充分暴露出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它对非西方受援国往往持有双重标准，将西方的价值体系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另外他们也经常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那些在人权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非西方国家就范，如对于伊拉克、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就是突出一例。
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做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和反对，包括非洲、拉美地区和东正教国家等，反抗尤力的当数穆斯林国家和亚洲。这种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抵抗甚至使得西方政府在处理某些小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例如在新加坡对一名破坏公共设施的美国青年实施鞭刑、古巴男孩埃连回国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另外，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机构中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图谋也因非西方国家的联手反对而连连遭挫，如2002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具有明显优势的票数首次否决了欧盟和美国关于谴责伊朗的提议，放弃了18年来在该会议上批评伊朗的惯例；同样在此次会议上，美国首次没有被列入成员名单之列，而中国则以高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此可见，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漫溢并不能泯灭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固有的需要、信仰、习惯、趣味，进而造就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上述情况昭示了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一般状况，最终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和抗衡。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不妨这样认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这种价值体系本身的新进性、合理性和完善性之外，恰恰体现着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主要视其是否植根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之中，最终还是要凭经济实力说话，在这一点上并不管你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如前苏联，随着其国力的沉浮盛衰就经历了其文化魅力由弱变强又由胜转败的悲喜剧。总之，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同样会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主动去推广和传播其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这一切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当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确实显示了冷战时代不可比拟的强健的生长性，显示了异军突起的明显势头，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90年代末成功抵御了震荡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极其精彩的篇章。正是以这种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坚强后盾，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和底气倍增，民族复兴之梦开始在脑际萦绕，振兴本土文化的宏愿也在心中勃勃涌动。就从“全球性”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趣味风尚等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一点来说，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的既不是灾难，又不是福祉，而是机遇，是一个新的起点。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1121.html
然而“现代性”只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需要一种物质载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所面对的时代称为“现代”，也可以将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激进态度称为“现代性”，从而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现代性”，文艺复兴时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有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近代工业革命时代也有它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也就是当今时代的“现代性”，或者说当下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全球性”作为一个地理性、区位性的概念又使“现代性”概念发生从时间关系到空间关系的转换，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经济、科技、资讯、生产、贸易、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等方面相互协作、彼此依存，虽然实际情况肯定要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全球化终究有利于全体人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就在“现代性”中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性和完满性的召唤，它不是将人类隔绝开来而是促使人类走向会通和整合。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全球性”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依托和现实内涵，“全球性”乃是“现代性”的当下形态和空间形态。
“全球性”与“意识形态性”
当今全球化进程不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在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辐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描述。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全球性联觉”(globally variable synaesthesia)，即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主”、“法制”、“人权”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标榜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在推进“民主化进程”，倡导“以法治国”，改善“人权记录”方面致力，而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为世人所诟病，使自己的形象遭受损害。
然而这一趋同之势并不能说明所有民族、国家、地区已经弥合了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恰恰相反，这条鸿沟甚至愈发加深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体制形式和人权标准的全球推行表示信心，“民主”、“人权”之类概念几乎成了西方政治家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成了挞伐别人的掌中利器。除了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之外，他们还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将接纳西方式的价值体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方面就充分暴露出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它对非西方受援国往往持有双重标准，将西方的价值体系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另外他们也经常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那些在人权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非西方国家就范，如对于伊拉克、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就是突出一例。
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做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和反对，包括非洲、拉美地区和东正教国家等，反抗尤力的当数穆斯林国家和亚洲。这种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抵抗甚至使得西方政府在处理某些小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例如在新加坡对一名破坏公共设施的美国青年实施鞭刑、古巴男孩埃连回国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另外，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机构中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图谋也因非西方国家的联手反对而连连遭挫，如2002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具有明显优势的票数首次否决了欧盟和美国关于谴责伊朗的提议，放弃了18年来在该会议上批评伊朗的惯例；同样在此次会议上，美国首次没有被列入成员名单之列，而中国则以高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此可见，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漫溢并不能泯灭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固有的需要、信仰、习惯、趣味，进而造就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上述情况昭示了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一般状况，最终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和抗衡。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不妨这样认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这种价值体系本身的新进性、合理性和完善性之外，恰恰体现着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主要视其是否植根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之中，最终还是要凭经济实力说话，在这一点上并不管你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如前苏联，随着其国力的沉浮盛衰就经历了其文化魅力由弱变强又由胜转败的悲喜剧。总之，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同样会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主动去推广和传播其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这一切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当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确实显示了冷战时代不可比拟的强健的生长性，显示了异军突起的明显势头，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90年代末成功抵御了震荡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极其精彩的篇章。正是以这种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坚强后盾，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和底气倍增，民族复兴之梦开始在脑际萦绕，振兴本土文化的宏愿也在心中勃勃涌动。就从“全球性”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趣味风尚等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一点来说，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的既不是灾难，又不是福祉，而是机遇，是一个新的起点。
《全球性问题中的两个关键词：现代性与意识形态性(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