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

bsp;第2期上，阐述了对诗歌现代化的看法。到20世纪末为止，中国大陆的诗歌理论界虽然  没有召开有关诗歌现代化的专题性研讨会，但是诗歌现代化的精神却或明或暗地始终贯  穿在大大小小的诗歌论争中。至于我们上文所谈关于诗歌现代化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在  新时期的新诗理论著作与论文中更是被广泛涉及到。实际上，诗歌现代化始终是20世纪  中国新诗理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诗论家正是出于对诗歌现代化的关切，才为我们的诗坛  奉献了众多的理论精品。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理论是伴随着“五四”前后诗歌现代化  的声浪应运而生，同时又在诗歌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了完善与发展的。
　　　　　　二、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
　　“诗体大解放”的提出，是中国诗歌理论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中国是个诗歌的泱泱大国，然而就诗的体式与形态而言，直到20世纪初，与唐宋时代  稳定下来的格局并无太大区别。当社会进入了新的转型期，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发生了  巨大变化，而中国诗歌却还是穿着唐宋时代的古装，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这种情况又  怎能继续下去呢?
　　晚清的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主张“别创诗界”；谭嗣同、夏曾佑等强调以“  新学”知识、学理、名词等入诗，以求“冲决词章之网罗”；到梁启超振臂一呼，提出  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在暮气沉沉的晚清诗坛炸响了一声惊雷。然而梁启超对“革命  ”二字却有其明确的界定：“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  。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  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三》，见《饮冰室诗话  》，第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可见，梁启超强调的是在保留“旧风格”  即旧的形式的前提下来创造新的意境，因此“诗界革命”虽标榜“革命”，但其改良主  义的实质却是不言自明的。
　　直到1919年10月，胡适《谈新诗》的发表，一场在诗歌领域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才算开始了。《谈新诗》是新诗运动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  的大解放”：
　　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  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  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  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  ，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  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  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  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注：胡适：《谈新诗》，见《中国  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5页，第298—299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版。)
　　可以说，“诗体的大解放”正是胡适新诗理论的灵魂：“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  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  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注：胡适：《答朱经  农》，见《胡适文存》卷一，第6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在胡适看来，只要诗体  解放了，新诗的其他问题诸如写作方法等便会相应解决。如果说梁启超呼唤的“诗界革  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在保留旧形式的前提下倡导内容的革新，因而是一  种不彻底的文学改良的话，那么胡适的“诗体的大解放”的主张，则鲜明地表现了一种  诗体革命的意识，即把诗歌形式的革新作为新诗建设的核心。因为比较而言，诗歌的内  容要更活泼一些，不断地在流动与变化之中，而诗歌的形式则要稳定得多，其历史的惰  性要更大，对诗歌形式的改造，要比在旧形式中填充新的内容艰难得多。黄遵宪、谭嗣  同、夏曾佑、梁启超等“新派诗”和“诗界革命”的鼓吹者，以新的知识、学理、名词  入诗，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应该改变旧诗的形式。而  胡适的“诗体的大解放”则是向旧诗的最顽固的堡垒开炮，是啃的最硬的骨头。可以说  ，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建立正是从诗体的解放开始的。
　　胡适的“诗体大解放”的思想在新诗诞生的初期之所以被当时的新诗人广泛接受，并  成为新诗运动的指导纲领，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作为形式范畴的诗体，尽管有其稳定性，但是  也一直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  《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变革而来的。胡适在《谈新诗》  中列举了中国诗史上的诗体的四次大解放：由《三百篇

》的“风谣体”到南方的骚赋体  ，这是第一次解放；由骚赋体到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这是第二次解放；由五七言诗变  为句法参差的词，这是第三次解放；“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  ，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  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  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注：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新文学  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5页，第298—299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这一说法，得到了新诗人的广泛认同。郭沫若在随后不久，在他的《论诗三札》中也表  示了类似的看法：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  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再隔些年代，更会有新新诗出现了。郭沫若的话，不仅充  分肯定了新诗出现的顺理成章，而且预示了未来的现代诗的出现。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之交，中国大陆诗坛出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朦胧诗”和“新生代诗”，不正是郭沫  若所预言的那种“新新诗”吗?
　　其二是胡适提出的“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充分体现了那一时代的精神特征。胡适曾高  度评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欧洲文艺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的时代。个人开始抬起  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注：胡适：《  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04页，中华书局1993  年版。)。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  对人的解放的呼唤。郁达夫也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  现。从前的

《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