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

一、对诗歌现代化的呼唤
　　20世纪的中国新诗理论与古代诗歌理论相比，从根本上说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性质，或  者说是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理论表述。
　　诗歌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包括物质文化的现代化  与精神文化的现代化两个层面，二者互为表里，密切相关。物质文化进步到相应的程度  ，必然要求精神文化层面发生相应的变化。诗歌现代化便是精神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的一  翼，其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诗歌现代化集中表现为诗歌观念的现代化，包括对诗歌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审美本质的  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等  。诗歌现代化又表现在诗的语言方面。诗的语言不是科学领域和日常社会生活所运用的  实用性语言，而是审美的语言形态。诗歌形态的变革，往往反映在诗歌语言的变化之中  。诗歌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便是诗歌语言的现代化。而“五四”时代的新诗革命，就正是  以用白话写诗做为突破口的。随着社会的推进，为适应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现代  人的思想的深刻、情绪的复杂和心灵世界的微妙，诗歌的语言系统还会发生不断的变化  ，并成为衡量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诗歌现代化还表现在诗的技艺方面。主  要涉及诗歌创作过程中作为内容实现方式的一系列的创作方法、艺术技巧，诸如对诗的  炼意、取象、发想、结构、建行等的把握与处理，这里关键是看诗人能否适应新时代的  审美要求，能否有革新与创造。诗歌现代化最终取决于创作主体自身的现代化。诗人做  为社会的精英，做为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了解最新的科学技  术成果，把现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对自身的审美素质、文化素质、情感素  质、人格素质等不断加以调整，以适应现代化社会和文学环境的需要。
　　诗歌现代化是社会物质文化现代化与精神文化现代化的产物，必然会伴随着社会现代  化的进程而自然发生。古代尽管没有诗歌现代化一说，但每个时代，其实都有自己的“  现代化”：对汉魏以来的五言古体诗说，唐朝的近体诗是“现代化”；对西方19世纪的  浪漫主义诗歌说，象征派的兴起是“现代化”；对我国的古代诗歌说，新诗的出现是“  现代化”。新诗本身是现代化的产物，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又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  郭沫若早在新诗诞生的初期就曾说过，“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  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再隔些年代，更会有新新诗出现了  ”(注：郭沫若：《论诗三札》，见《文艺论集》，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诗歌现代化的提法反映了诗歌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规律，它所要建立  的现代诗就正是郭沫若所预言的那种“新新诗”。
　　在抗战期间，朱自清提出了“新诗的现代化”的口号。他说：“我们现在在抗战，同  时也在建国；建国的主要目的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目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制度，许  多群体日在成长中。各种各样规模不等的工厂散布在大后方，都是抗战后新建设的——  其中一部分是从长江下游迁来的，但也经过一番重新建设，才能工作。其次是许多工程  艰巨的公路，都在短期中通车；而滇缅公路的工程和贡献更大……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  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  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  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注：朱自清：《诗与建国》，见朱自清《新诗杂话》，第44  —4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如果不局限于朱自清所涉及的抗战后期大后方的建设事实——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中  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已大大超越了朱自清所描述的那个阶段的成果——那么，朱自清所  谈到的新诗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紧密联系应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20世纪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世界工业革命，航天科学、生命科学、电脑  模拟艺术思维和创作……社会生活的节奏比起小农经济时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不知快了多少倍。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人的思维能力变化。由于工业  化和后工业化时代交通与通讯工具的高度发达，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空间距  离的相对缩小，人们接收的信息成千成万倍增长，人们可以多角度、多侧面地思维，其  思考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都是过去的时代不能比拟的。这一切不断地改变着诗人  艺术思维的方式，推动着新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流派的出现。
　　朱自清除去从适应时代发展的角度谈到“新诗现代化”的必要外，还点出了“新诗现  代化”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借鉴外国诗歌而“迎头赶上”：“……这是欧化，但不如说  是现代化。‘民族形式讨论’的结论不错，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是新路，比旧  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注：朱自清：《真诗》，见朱  自清《新诗杂话》，第8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到了抗战结束后，袁可嘉则针对  当时流行的浪漫现实混合倾向，进一步探讨了“新诗现代化”问题，强调中国新诗与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接轨：“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  认识，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我们对于此点的反复陈述只在说明新  诗现代化所内涵的比徒眩新奇、徒趋时尚更广、更深、更重的意义；它不仅代表新的感  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过”(注：袁可嘉：  《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见1947年5月18日《大公报·星期文  艺》。)。袁可嘉还针对冯至、卞之琳以及当时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的艺术实践，归结出  新诗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  前世界人

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深厚含蓄，玄学则表现于理智，感觉，感情，意志  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袁可嘉阐述的新诗现代化的原则及一系列技术主张明显  地带有流派特色，又由于是在战争激烈的年代提出，故未能产生大的反响。解放以后，  袁可嘉所关注的那些具有现代色彩的诗人连同新诗现代化的主张在大陆均被冷冻起来。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大陆的诗歌界才重新出现诗歌现代化的呼唤。在1979年《诗刊  》社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上，徐迟做了题为《新诗与现代化》的发言，呼吁“创  造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诗”(注：徐迟：《新诗与现代化》，见《诗刊》1979年第3  期。)。笔者也曾在《诗刊》社1980年秋天召开的“诗歌理论座谈会”上专门就诗歌现  代化问题做了发言，后又写出《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一文，发表在《诗探索》1981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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