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做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次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蒋、张却斤斤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
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10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10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三、“西安事变”问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但是，《张》书并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做出回应。
试举两例：
其一：“西安事变”后期，在放蒋问题上，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中国共产党方面、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周的莫名惊诧。
其二，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只是由于张、蒋在对日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根据是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其实，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其实大抵不出“敷衍”范围。正因此，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书信，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这些，蒋当然也不是毫无所知，1936年9月，贺衷寒向他报告：“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20](143)两日后，蒋在日记中对此作出反应：“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20]对张的戒心灼然可见。
贺衷寒所说的张学良与苏联接触传言，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等频繁接触，酝酿西北大联合，虽然以中国共产党及张学良为基础，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在西北发动反蒋的设想未得到苏联的认可，但中国共产党和张、杨等接近，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对苏友善的实力集团无论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抑或本身国家利益上，都是其乐于见到的，而得到一个实力大国苏联的支持，也为许多地方实力派梦寐以求。正如中国共产党致电共产国际时提到的：“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得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21](232)张学良更曾明确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21](143)注意到这一以往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的背景，对全面认识“西安事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对“西安事变”发动背景的判断。研究者分析指出，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近，导致其对与苏联这一实力大国接近的期望，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态度，又可能导致中国的抗日运动“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日本占领东北而支持他张学良收复东北的斗争。”[21](228)其实，不管表面承不承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都包含着寻求与苏联接近渠道的潜在动机。毕竟，实力的因素往往更能进入政治家的视野。
注意到苏联这一无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对“西安事变”发动与解决，研究者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从具体的事件经过看，苏联并没有鼓励张学良的行动，在致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电文中，对张学良也没有表示出多少信任，从防范日本北进威胁其本身安全角度出发，苏联十分强调保持中国集中的抗日力量，其对蒋介石的重视要
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对苏联的期盼，为张学良的反蒋之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导致冲突最后爆发的还是蒋介石的顽固“剿共”之举，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对东北军的监视姿态、调离东北军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控制，使张学良一触即发的利矢终于在双十二离弦。而事变爆发后的苏联因素，又对事变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及心理影响，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再加忽略的。出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在自述中对一些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记载就是空穴来风，从更清楚、更准确把握历史真相的目标出发，更有进一步加以厘清的必要。
收稿日期：2002-08-08
【参考文献】
[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M].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83-84。
[2] 张学良1931年9月6日电[A].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Z].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A].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Z].台北：正中书局，1977.67。
[4] 此时务须镇静—副座对日冲突谈[N].盛京时报.1931-9-21.
[5] 张学良9月20日之谈话[N].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
[6] 张学良为日军如向哈埠推进应避免冲突事致东特区长官公署电[A].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Z].北京：中华书局，1988.475。
[7] 张学良致吴稚晖函[N].天津.大公报.1932-1-1.
[8]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J].民国档案，1985(2).
[9] 张学良对北平市民大会答词[N].天津.大公报.1931-9-29.
[10] 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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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做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次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蒋、张却斤斤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
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10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10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三、“西安事变”问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但是，《张》书并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做出回应。
试举两例：
其一：“西安事变”后期，在放蒋问题上，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中国共产党方面、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周的莫名惊诧。
其二，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只是由于张、蒋在对日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根据是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其实，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其实大抵不出“敷衍”范围。正因此，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书信，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这些，蒋当然也不是毫无所知，1936年9月，贺衷寒向他报告：“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20](143)两日后，蒋在日记中对此作出反应：“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20]对张的戒心灼然可见。
贺衷寒所说的张学良与苏联接触传言，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等频繁接触，酝酿西北大联合，虽然以中国共产党及张学良为基础，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在西北发动反蒋的设想未得到苏联的认可，但中国共产党和张、杨等接近，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对苏友善的实力集团无论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抑或本身国家利益上，都是其乐于见到的，而得到一个实力大国苏联的支持，也为许多地方实力派梦寐以求。正如中国共产党致电共产国际时提到的：“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得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21](232)张学良更曾明确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21](143)注意到这一以往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的背景，对全面认识“西安事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对“西安事变”发动背景的判断。研究者分析指出，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近，导致其对与苏联这一实力大国接近的期望，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态度，又可能导致中国的抗日运动“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日本占领东北而支持他张学良收复东北的斗争。”[21](228)其实，不管表面承不承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都包含着寻求与苏联接近渠道的潜在动机。毕竟，实力的因素往往更能进入政治家的视野。
注意到苏联这一无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对“西安事变”发动与解决，研究者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从具体的事件经过看，苏联并没有鼓励张学良的行动，在致中国共产党的有关电文中，对张学良也没有表示出多少信任，从防范日本北进威胁其本身安全角度出发，苏联十分强调保持中国集中的抗日力量，其对蒋介石的重视要
远远超过张学良。但当时只通过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接触的张学良不可能有机会知道这一点。因此，如果张学良推断苏联可能支持他的话，这并不奇怪。
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对苏联的期盼，为张学良的反蒋之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导致冲突最后爆发的还是蒋介石的顽固“剿共”之举，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对东北军的监视姿态、调离东北军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控制，使张学良一触即发的利矢终于在双十二离弦。而事变爆发后的苏联因素，又对事变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及心理影响，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再加忽略的。出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在自述中对一些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记载就是空穴来风，从更清楚、更准确把握历史真相的目标出发，更有进一步加以厘清的必要。
收稿日期：2002-08-08
【参考文献】
[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M].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83-84。
[2] 张学良1931年9月6日电[A].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Z].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A].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Z].台北：正中书局，1977.67。
[4] 此时务须镇静—副座对日冲突谈[N].盛京时报.1931-9-21.
[5] 张学良9月20日之谈话[N].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
[6] 张学良为日军如向哈埠推进应避免冲突事致东特区长官公署电[A].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Z].北京：中华书局，1988.475。
[7] 张学良致吴稚晖函[N].天津.大公报.1932-1-1.
[8]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下）[J].民国档案，1985(2).
[9] 张学良对北平市民大会答词[N].天津.大公报.1931-9-29.
[10] 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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