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审美谐和论
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十分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融的、安定的、和谐的生活秩序。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审美观就是在这样一种宇宙观的指导下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的。尽管伦理与审美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但又是和谐的、统一的。由于中国哲学基本上是伦理学，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受伦理学的影响，因此伦理与审美的统一是以伦理为核心的。下面我们从“天人关系”、“善美关系”、“理情关系”三个方面论述它们的统一。
一、天人关系论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的伦理学与中国的美学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只是中国的伦理精神侧重于将天人关系义理化，而中国的美学精神则侧重干将天人关系情感化。它们虽各有侧重，但内在意蕴又是相通的。这内在意蕴就是将宇宙人生看成流转不息的生命。正是在生命的基础上，作为兼自然与上帝二义之“天”与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和谐关系。伦理与审美共处于这交感和谐关系中：各以自己的曲调，协奏出中华民族独具风貌的精神乐章。
“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本是一种带有浓厚泛神色彩的原始宗教思想，原始人类本都有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上不少民族抛弃了这一宇宙观，象西方民族就由天人合一，走向天人相分，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之中去认识自我，改造自然，导致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华民族虽然走出了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但由于经济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仍然相当多地保留氏族社会的“天人合一”精神，经过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的改造，逐步建构起庞大的、严整的理论系统，而成为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系统的理论根基。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说的“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与此相关，中国的“天人合一”就包含有多种意义：宇宙观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宗教观上的神与人的统一；伦理观上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和艺术观上的景与情的统一。
就伦理来说，中国的“天人合一”主要是将人伦关系天道化，或者说使天道人伦化，从而建立起具有准宗教意味的政治道德系统。儒家在这方面做的贡献最大。孟于讲“天人相通”，董仲舒讲“天人相类”，都是指有意志的主宰之天与人类的关系。宋儒承孟子之说，但有很大发展。张载认为天之本性即人之本性，二程更认为“天人本元二”，最后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但宋儒说的“天”，乃指大自然，将其义理化了。朱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②这样，天道与人道就合为一体了。人世伦常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规”，具有不可违抗的绝对权威性。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强制毕竟只是一种外力，其作用是有限的。只有使人内心信服，变外在强制为在欲求，变他律为自律，方能产生强大的持久的作用。儒家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孟子提出的“心性”理论从另一个角度建起了“天”与“人”的桥梁。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①这样，“知天”就不是神秘的了，“知天”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了，你只要”尽”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所谓“尽心”，就是通过内心修养，保持四种善心～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又是“仁”、“义”、“礼”、“智”等“四性”之端，故尽心即可知性，而知性就可知天了。孟子还提出“诚”这个概念。“诚”也是实现“天人合一”的中介。孟于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恩诚者，人之道也，”②孟子的“诚”是真实不欺之意，“天”也是真实不欺的，这样，思求真实不欺的人道就与天道相通了。
中国的伦理学，先是将人自己的本质——道德，从人自身外化出去，创造出一个异已的对象～一天，这天就成为义理之天，成为伦理本体，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接着又通过“存心”“养性”“思诚”等，将义理之天收回到人。经过这样一个循环，人就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
“天人合一”在美学上最重要的体现是“情景合一”，情景合一溯其源，可达先秦的“比德”说。最早在理论上对“比德”说作阐述的，就现存的美学资料来看，是春秋时期的管子，《管子·水地》篇中云：“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想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入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者，道之室，工者之器也。”这里，水的属性——“淖弱以清”、“唯无不流，至平而止”等与人的道德品质——“仁”、“义”等已经建立起一种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了。在《管子·小问》中还出现了“比德”这个概念。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日：“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厂照朋对日，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日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日：“苗始其少也，狗殉乎，何其孺子也；至具杜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具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天。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日“善。”①
这里，管仲就明确地以禾比君于之德了。禾的几个成长阶段——“少”、“壮”、“成”，类似于一个人由“孺子”，长大成“士”，最后成“君子”。“禾”给人们提供粮食，有它，则天下安定；无它，则天下危殆。这种价值；也颇类似于“君子”，君子给人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正是靠这种精神食粮，天下人才得以团结联合在一起，“禾”与“和”实相通也。
“比德”说虽是管子首创，但孔子在这方面的贡献超过管子，他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荀子》、《说苑》等书，对孔子这一思想有所阐述、发挥，尤以刘向的《说苑》论述最为透辟：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渍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问，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旨；赴千切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人，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考，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大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寺》云：‘思乐伴水，薄采其茹：鲁侯戾止，在伴饮洒。，乐水之谓也。” “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笼擞冥靠，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革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天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
“比德”严格说来还不是审美，但它是由伦理到审美的中介。早在《诗经》中大量出现的“比兴”手法就纯审美来说，也许更值得注意。这种“比兴”手法也大多从自然风物中选取对象，引发、比喻社会生活中的事物，不是从道德意义上，而是从审美意义上，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联系。《诗经》中脸炙人口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状物之工、传情之真，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以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一方面继承管子、孔子的“比德”说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诗经》的“比兴”说传统，将“比德”与“比兴”很好的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最早地实现了伦理与审美的统一。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那种道德象征式的自然转而成为人们冶情悦性的对象。人们不是从自然中找什么君子之德、智者之智、 《中国传统伦理审美谐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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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关系论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的伦理学与中国的美学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只是中国的伦理精神侧重于将天人关系义理化，而中国的美学精神则侧重干将天人关系情感化。它们虽各有侧重，但内在意蕴又是相通的。这内在意蕴就是将宇宙人生看成流转不息的生命。正是在生命的基础上，作为兼自然与上帝二义之“天”与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建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和谐关系。伦理与审美共处于这交感和谐关系中：各以自己的曲调，协奏出中华民族独具风貌的精神乐章。
“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本是一种带有浓厚泛神色彩的原始宗教思想，原始人类本都有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上不少民族抛弃了这一宇宙观，象西方民族就由天人合一，走向天人相分，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之中去认识自我，改造自然，导致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华民族虽然走出了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但由于经济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仍然相当多地保留氏族社会的“天人合一”精神，经过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的改造，逐步建构起庞大的、严整的理论系统，而成为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系统的理论根基。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说的“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与此相关，中国的“天人合一”就包含有多种意义：宇宙观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宗教观上的神与人的统一；伦理观上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和艺术观上的景与情的统一。
就伦理来说，中国的“天人合一”主要是将人伦关系天道化，或者说使天道人伦化，从而建立起具有准宗教意味的政治道德系统。儒家在这方面做的贡献最大。孟于讲“天人相通”，董仲舒讲“天人相类”，都是指有意志的主宰之天与人类的关系。宋儒承孟子之说，但有很大发展。张载认为天之本性即人之本性，二程更认为“天人本元二”，最后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但宋儒说的“天”，乃指大自然，将其义理化了。朱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②这样，天道与人道就合为一体了。人世伦常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规”，具有不可违抗的绝对权威性。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强制毕竟只是一种外力，其作用是有限的。只有使人内心信服，变外在强制为在欲求，变他律为自律，方能产生强大的持久的作用。儒家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孟子提出的“心性”理论从另一个角度建起了“天”与“人”的桥梁。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①这样，“知天”就不是神秘的了，“知天”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了，你只要”尽”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所谓“尽心”，就是通过内心修养，保持四种善心～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又是“仁”、“义”、“礼”、“智”等“四性”之端，故尽心即可知性，而知性就可知天了。孟子还提出“诚”这个概念。“诚”也是实现“天人合一”的中介。孟于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恩诚者，人之道也，”②孟子的“诚”是真实不欺之意，“天”也是真实不欺的，这样，思求真实不欺的人道就与天道相通了。
中国的伦理学，先是将人自己的本质——道德，从人自身外化出去，创造出一个异已的对象～一天，这天就成为义理之天，成为伦理本体，成为一种信仰，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接着又通过“存心”“养性”“思诚”等，将义理之天收回到人。经过这样一个循环，人就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
“天人合一”在美学上最重要的体现是“情景合一”，情景合一溯其源，可达先秦的“比德”说。最早在理论上对“比德”说作阐述的，就现存的美学资料来看，是春秋时期的管子，《管子·水地》篇中云：“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想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入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者，道之室，工者之器也。”这里，水的属性——“淖弱以清”、“唯无不流，至平而止”等与人的道德品质——“仁”、“义”等已经建立起一种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了。在《管子·小问》中还出现了“比德”这个概念。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日：“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厂照朋对日，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日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日：“苗始其少也，狗殉乎，何其孺子也；至具杜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具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天。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日“善。”①
这里，管仲就明确地以禾比君于之德了。禾的几个成长阶段——“少”、“壮”、“成”，类似于一个人由“孺子”，长大成“士”，最后成“君子”。“禾”给人们提供粮食，有它，则天下安定；无它，则天下危殆。这种价值；也颇类似于“君子”，君子给人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正是靠这种精神食粮，天下人才得以团结联合在一起，“禾”与“和”实相通也。
“比德”说虽是管子首创，但孔子在这方面的贡献超过管子，他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荀子》、《说苑》等书，对孔子这一思想有所阐述、发挥，尤以刘向的《说苑》论述最为透辟：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渍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问，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旨；赴千切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人，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考，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大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寺》云：‘思乐伴水，薄采其茹：鲁侯戾止，在伴饮洒。，乐水之谓也。” “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笼擞冥靠，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革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天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
者所以乐山也。《调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乐山之谓矣。”①
“比德”严格说来还不是审美，但它是由伦理到审美的中介。早在《诗经》中大量出现的“比兴”手法就纯审美来说，也许更值得注意。这种“比兴”手法也大多从自然风物中选取对象，引发、比喻社会生活中的事物，不是从道德意义上，而是从审美意义上，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联系。《诗经》中脸炙人口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状物之工、传情之真，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以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一方面继承管子、孔子的“比德”说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诗经》的“比兴”说传统，将“比德”与“比兴”很好的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最早地实现了伦理与审美的统一。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那种道德象征式的自然转而成为人们冶情悦性的对象。人们不是从自然中找什么君子之德、智者之智、 《中国传统伦理审美谐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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