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
以这种方式，大众传播的发展促进了具有自己特点与结果的两种类型的事件的出现，即经过媒介转换或参与的公共事件与私人事件。所谓"经过媒介转换的公共事件"，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的背景中（如发生在国会或法庭中），但是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而获得了新的情形：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如果没有大众传播，那么目击或了解此类事件的人就非常有限；相似地，所谓"被媒介转化的私人事件"则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后面的一种情况最常见地发生在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各类明星身上。他们既深受其益（想想中国的明星们是如何炒作自己的私生活以提高知名度），也深受其害（想想戴安娜的悲剧）。当然，受其益与受其害原本是一体两面的。正如有学者就戴安娜事件指出的："名人与名人周围的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利用传媒，甚至包括不幸的戴安娜本人。……在一定意义上，她在观众面前的那个’人民的王妃’的形象就是她与传媒的合谋"。但是"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会发生流变的关系。当你利用了传媒，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可能不被传媒所利用；当你通过传媒说话，传媒也在通过你声称（生成？）自己的影响……尽管玩火者并不必定都自焚，然而灼伤却难以避免。对于那些准备利用传媒的人，那些急于出名，急于包装自己、出售自己形象的人，这一点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启示。"（1）另外一位作者这样写道：
（1）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天涯》，1997年第6期。
"许多情况下，公众人物与大众传媒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点用不着遮遮掩掩。传媒对公众人物的需求永难满足，而公众人物对传媒往往又爱又恨，二者既相互依恋，又冤家路窄，仿佛一对在打打闹闹中厮守终生的夫妻，很难说谁对不起谁。"（1）
3、 政治家与传媒
可见，公共性经验与共享空间的分离，或公共性与共在语境（the context of co-presence）的分离，必然导致公共性本质的转化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体参与公共性的方式的转化。正是这种被中介化的公共性的易获取性已经产生出新的机会与新的问题。就与本文相关的大众参与与民主问题而言，新的机会是指，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使得更多的个体可以经验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几乎是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从而使得自己的参与机会与民主权利得以提高；而新的问题则是，更大的可获取性与可参与性使得那些实施权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一方面更难控制人们对于信息的接触（而这种控制对于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一旦他/它们控制了传媒，那么他/它们的权力将借此而覆盖更广阔的空间、导致更可怕的传媒专制。
至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众传播创造的这种新的公共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对于理解大众传播与民主政治或大众参与的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具有基本的意义。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与维持的新公共领域，政治领袖可以通过以前没有的方式出现在其臣民面前。如果说以前的政治领袖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媒介化的（即面对面的）或媒介化的程度非常有限，因而其范围必将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媒介的中介。这样，臣民对政治领袖的认知与评价、他的忠诚或反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由传媒来建构。显而易见的是，技巧圆熟、深谙传媒之道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自己的自我表征，通过巧妙安排他们在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的可见性（公共性）来获取乃至骗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正如汤普森指出的，"今天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已经被广泛地视作机构化政治的重要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优势，这种设计行为极大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现代的政治家不仅频频地出现在本国的观众面前，而且在世界的观众面前"登台亮相"。现代政治的中介化场所在是全球性的。这样现代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一个政治家"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几乎就不能当选"（2）
话说回来，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大众传播出现之前，政治家能够把可见性设计行为（自己的公众形象）控制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如参与者有限的集会）中，而作为整体的全体居民则难得一睹其尊容。他们的权力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这种距离（不可见性、神秘性）来维持的。今天的政治家则已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控制可见性的设计，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以传统的集会与法庭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向大众开放，而且大众传播的本质决定了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可以通过传递者无法监视与控制的方式被接受。这样，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可见性可能也是一种新的对于权力与统治的威胁。尽管限制依然存在，但是总体而言今天的政治权力运作发生在越来越看得见的领域，美国的军队在东南亚的部署，或在南非发生的镇压示威活动，都是在新型公共领域中的演出的，可以同时被成千上万散布于全球的个体所"目击"。这样，政治权力的运作从属于一
（1）、胡洪侠：《公众人物与传媒》，《天涯》，1997年第6期。
（2）、吕新雨：《媒体的狂欢》）
种全球监视类型，这种全球监视系统在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出现之前当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新的全球监视的可能性使得政治行为带有前所未有的风险。无论有多少政治家寻求精心设计并控制他们的公共形象，但这个形象仍然可能逸出他们的控制，削弱他们已经或正在寻求的支持。政治领袖可能毁于一次情绪上的偶然失控，一次即兴的失当评论，或一次思虑不周、判断不慎的行为。权力的丧失可能是在一瞬之间。在现代政坛上不乏被传媒搞下台的总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致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甚至可以说现代政治家的命运离开传媒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大众传播创造的可见性是一把双刃剑：今天的政治家必然持续地寻求操纵它，但不能彻底地控制它。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1）
由此可见，对于政治家与公众人物而言，大众传播是具有两面性的。（2）有学者在戴安娜不幸因车祸死亡以后大众对于传媒的一致谴责与愤怒指出："将这些不同的传媒机构或不同的人放在一个范畴来加以谴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不能因为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所有的德国人就都得对希特勒的罪行负责一样"，"世界上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传媒，那样的传媒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是’传媒’这个词实体化以后的一个错觉。"（2）
对于这种两面性，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有出色的论述，并认为它是当今文明双重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体现。哈维尔指出，一方面，传媒扩展了公共空间，以及跨国性的民主力量的生成，"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一夜之间发现有个叫做卢旺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多亏有了电视，它使我们有可能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至少一点儿帮助；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在数秒之内就被发生于奥克拉荷马城的大爆炸所震惊，同时明白，那是对所有人的一次重大警告；多亏有了电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