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
然而哈维尔结合自己的经验，也指出了电视的不那么神奇甚至令人讨厌的另一面，比如，"它仅仅陶醉于世界的各种恐布事件中，或无可饶恕地使这些恐怖事件变成老生常谈，或迫使政治家首先变成电视明星。但是哪里有谁白纸黑字地写明，某个人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就意味著他政绩骄人？我不能不震惊于电视导演和编辑怎么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像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已；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么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像可以多么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我对此感到震惊，同时担忧它不会有什么用处。我认识一些只懂得以电视摄影机的方式来看自已的政治家。电视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电视影子。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睡觉的姿态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样象模象样。"这就必然导致政治家在媒体上"做秀"的现象，他们不是对公民负责，而是对媒体"负责。"总之，"就像原子的分裂能够以千百种方式无穷尽地丰富人类，同时也能够以毁灭来威胁人类一样，电视也可以有善恶两种结果。它快速、富于暗示，且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传播理解、人性、人类团结和灵性的精神，它又可医学专用整个民族以至各大洲。（3）
（1）、汤普森J·Thompson: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
（2）、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天涯》1997、6。
（3）、哈维尔的文章是笔者在网上读到的，题目的《全球化的两面》。
4、比传媒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
鉴于大众传播的这种双刃剑的性格，许多人呼吁强化大众传播从业人员的责任，即他们的责任感与道德自律的问题。不过也有人更加关注传媒自身的体制以及传媒所处的社会体制。认为传播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固然是重要的，但更为关键的还是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体制环境，亦即大众传播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有学者指出："媒体以在制度上与经济上独立来保证公正，这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实现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除了媒体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担当，更重要的是，要靠媒体所在社会的制度保证"，"上制度与媒体制度之间其实是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齿寒。它决定了任何媒体制度的改革都必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匹配而行"（1）我完全认同这个观点，尽管我对此文的一些具体分析有所保留。《媒体的狂欢》）
显然，传媒与传媒的权力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对于传媒的运作以及社会效果产生最重要制约的无疑是传媒所处的社会体制环境。大体而言，现代的民主政治与法制社为传媒提供的是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被操控在某一个政治力量或经济利益集团手中（尽管这样的政治与经济集团不可能很多），而是各种政治与经济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相对来说多元的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或经济利益集团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换言之，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常常
都可以利用大众传播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多元的政治格局与多元的大众传播形成紧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支撑。这也就是说，民主的政体是大众传播不至于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种社会权力集团控制的基本前提。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从反面证明了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社会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们亲身经历重大的公共性事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我们通过现场目击的方式获得信息的可能性同样也越来越小，我们的信息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媒体，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同时现代的民主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不但传媒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因而可以行使对于政府及其他权力集团的监督，同时它自己的权力也受到法律的制约，从而制约了传媒的权力化，不能为所欲为。当前中国的传媒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经常有关于新闻记者的正当权益被粗暴剥夺甚至被殴打的报道，同时也存在一些"权威"的媒体超越法律的限制而剥夺被采访者的权利的现象。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到底都起源于同样的原因：即对于传媒权利的保障与对传媒权力的制约都不是法制化的，而是处于依赖行政权力甚至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的状态。比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因经常揭露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而被群众称为"焦青天"，焦点访谈的记者所到之处各级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记者本身有如此神力，而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手中持有别的记者没有的"特别通行证"，由此不难理解没有这种"特别通行证"的记者的被冷落、刁难乃至殴打的命运了。（注释：据《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5报道：湖南湘阴县东塘镇政府违法殴打农民，乐阳电视台的记者同时也是市政协委员赵俊赶去采访的时? 蚍幢淮甯刹看直┪蘩砼勾颉４诱飧鍪录?形颐强梢钥吹街泄?挛糯?讲棵诺牡湫偷拿?耍核?堑娜??醋员澈笥腥顺叛????俏奕ㄒ彩且蛭?澈笪奕顺叛??饬街衷谛灾噬弦谎?模?炊济挥蟹?傻谋；ぃ?BR> 当然自由民主制度中的大众传播也会有它的弊端，比如信息的混乱与芜杂，泥沙俱下。但是相比之下，信息的自由传播（当然是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总比信息的垄断与独家控制也好，至少是更有利于民主政治与公共参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新闻自由与言论相伴随的这些弊端是难以克服的，假如硬要加以克服，那么势必走向另一个极端。"（贺卫方：《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即使是对于那些专门热中于炒作"名人"无聊隐私的小报，也不能因其表现得"不严肃"就将其全部取缔，以便整个社会"耳根子清净"。这是一种"只想要好处，不想要坏处的幻想"。（天涯，97、6）
问题是，中国媒介权力的这种状况依然是依附于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制度，不对这个制度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解剖这种畸形的媒介权力。比如人们常常提及的记者以违法的方法"迫使"被访者出示"罪证"。记者或媒体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权力，依然是源自权力的过分集中，实际上各级被暴光的官员或权力机构惧怕的不是法律，更不是所谓的"媒介权力"本身，而是媒介背后的那个官员或权力机构。
5、媒体与市场
在90年代以前，西方的主流传媒理论一般是依据市场自由主义的理念提倡通过市场的自由调节来保证媒体的自由、多元与公正。但是从90年代开始这种理论遭遇极大的质疑。依据赵斌的介绍，J·Keane的《媒体与民主》一书就批评了这种时常自由主义观念，提出媒体应当"既不为不民主的政府又不为不民主的市场所左右"的理想（赵斌，39）。相似地，在中国，如果说在80年代知识界主要是针对文革时期的思想文化专制来倡导新闻自由与民主监督，那么到了90年代虽然上述的
《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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