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
批评取向不能说已经销声匿迹，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似乎是另一种声音：警惕市场与商业对于媒体的控制。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倾向于认为自由竞争与市场机制对于媒体具有负面的作用。赵斌在《依然怀念一九六八》、李宪源的《媒体控制下的美国》、以及吕新雨的《媒体的狂欢》等文章都对市场与媒体联姻表示了深切的担忧（虽然它们的分析对象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
《依然怀念一九六八》一文中列举了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墨多克等人的研究成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该项研究对于英国传媒对英国伦敦1968年10月27日的反战游行的报道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这个基本上是极为温和的、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被断章取义地片面报道为一个暴力事件，抓住个别的暴力冲突场景大加渲染从而误导了观众。由于绝大多数观众只能通过媒体的中介接触这个"事实"，所以这种误导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这也可以说是公共事件在被中介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负面结果。研究者由此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多种传播渠道应该向公民们提供多方面的关键信息，保证其政治与社会参与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传播媒体日益迈向兼并与垄断的时代，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正在受到威胁。"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传媒以这种方式进行报道呢？研究者认为情形比"阴谋理论"（即资本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为了控制大众故意歪曲报道）要复杂，"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问题出在媒体的商业化上，媒体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要，故意渲染个别的暴力场面，而不是详细介绍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各种媒体都这样进行"竞争"的时候，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导致媒体内容的繁荣与多样，反而使它变得千篇一律。（《读书》1999、9）但是话说回来，墨多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纠正媒体对于1968年事件的片面报道，全面记载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以及它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依然有赖于民主制度提供的新闻自由的土壤。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一个专制的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大国家，主流的媒体完全控制了新闻，那么对于它的歪曲报道的批评与纠正也是不可设想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对于由商业化所导致的媒体的垄断与歪曲报道的批评与纠正才是可能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作为理想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不能同于某种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如某个历史时期的美国或英国）。比如墨多克分析的这个例子在赵斌看来就与媒体的兼并与垄断的趋势相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垄断的情况还可以参见李宪源《媒体控制下美国》）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市场社会的必然常态。资本主义社会或市场社会本身也在通过各种法案（比如反垄断法）来制约垄断与兼并的趋势。然而这种反垄断的行为同样也
经济力量对于媒体的干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不亚于政治的重要因素。吕新雨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化可以提供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确保思想的自由与媒体的公正。"但是当今社会，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其实已经形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首先，媒体的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从而政治上或理论上的平等被经济上或实际上的不平等置换；其次，媒体的市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媒体可以迎合人的低级的非理性的欲望而在市场走红。总之，市场化的方案能否保证媒体的民主理想值得怀疑。甚至"新闻自由能否必然导致客观和公正？新闻自由是否必然导致民主的实现呢？这之间是否能划等号？看来并不是一个不需要质疑的问题。"（《媒体的狂欢》）作者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我看来也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完全的客观与公正是任何时候、用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因而有意义的问题毋宁是：是新闻自由还是新闻专制相对而言更加有利于媒体的客观与公正？就以吕文所谈论的台湾的媒体而言，是报禁解除以后的媒体更接近（而不是完全实现，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客观公正，还是解除以前？相信每一个有良知与尊重常识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即使解禁以后台湾的媒体进入了一个并不美妙的"狂欢节"，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绝对不是重新颁布禁令。至于由于没有新闻方面的法规限制导致台湾新闻人员滥用新闻自由造成的问题，似乎不能归咎于新闻自由，因为真正的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从来就不等于新闻记者的无法无天。李宪源的《媒体控制下的美国》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甚至认为："不管美国社会如何赐给自己的记者们’无冕之王’的称号，不管有些人对于这个称号感到如何艳羡不已，一个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这些貌似可以呼风唤雨、权倾一世的’无冕之王’，不过是那些私营企业大老板的雇佣伙计。私营企业财团掌握的新闻媒体可以大谈特谈民主运作的规则，而私营企业财团自身的运作却并不遵守这些规则。"这番话讲得似乎颇有其理，但是下面的举例就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了："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普通百姓，都清楚没有哪个伙计，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老板的旨意恣意妄为。"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国家事业单位，在性质上是党的宣传武器，尽管也要通过各种渠道搞创收，但是在党性原则面前别的都要让路。绝对不可能只听老板的而不听党的话（除非李先生把党也看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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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怀念一九六八》一文中列举了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墨多克等人的研究成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该项研究对于英国传媒对英国伦敦1968年10月27日的反战游行的报道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这个基本上是极为温和的、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被断章取义地片面报道为一个暴力事件，抓住个别的暴力冲突场景大加渲染从而误导了观众。由于绝大多数观众只能通过媒体的中介接触这个"事实"，所以这种误导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这也可以说是公共事件在被中介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负面结果。研究者由此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多种传播渠道应该向公民们提供多方面的关键信息，保证其政治与社会参与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传播媒体日益迈向兼并与垄断的时代，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正在受到威胁。"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传媒以这种方式进行报道呢？研究者认为情形比"阴谋理论"（即资本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为了控制大众故意歪曲报道）要复杂，"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问题出在媒体的商业化上，媒体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要，故意渲染个别的暴力场面，而不是详细介绍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各种媒体都这样进行"竞争"的时候，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导致媒体内容的繁荣与多样，反而使它变得千篇一律。（《读书》1999、9）但是话说回来，墨多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纠正媒体对于1968年事件的片面报道，全面记载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以及它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依然有赖于民主制度提供的新闻自由的土壤。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一个专制的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大国家，主流的媒体完全控制了新闻，那么对于它的歪曲报道的批评与纠正也是不可设想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对于由商业化所导致的媒体的垄断与歪曲报道的批评与纠正才是可能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作为理想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不能同于某种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如某个历史时期的美国或英国）。比如墨多克分析的这个例子在赵斌看来就与媒体的兼并与垄断的趋势相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垄断的情况还可以参见李宪源《媒体控制下美国》）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市场社会的必然常态。资本主义社会或市场社会本身也在通过各种法案（比如反垄断法）来制约垄断与兼并的趋势。然而这种反垄断的行为同样也
只是在基本具备了民主的平台以后才是可能的。试问，在一个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现代极权国家，谁来保障对于国家这个最大的垄断者的反抗呢？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批评者切莫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比如在希特勒掌权的时代，谁能够挑战法西斯对于媒体的垄断？
经济力量对于媒体的干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不亚于政治的重要因素。吕新雨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化可以提供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确保思想的自由与媒体的公正。"但是当今社会，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其实已经形成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首先，媒体的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从而政治上或理论上的平等被经济上或实际上的不平等置换；其次，媒体的市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媒体可以迎合人的低级的非理性的欲望而在市场走红。总之，市场化的方案能否保证媒体的民主理想值得怀疑。甚至"新闻自由能否必然导致客观和公正？新闻自由是否必然导致民主的实现呢？这之间是否能划等号？看来并不是一个不需要质疑的问题。"（《媒体的狂欢》）作者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我看来也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完全的客观与公正是任何时候、用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因而有意义的问题毋宁是：是新闻自由还是新闻专制相对而言更加有利于媒体的客观与公正？就以吕文所谈论的台湾的媒体而言，是报禁解除以后的媒体更接近（而不是完全实现，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客观公正，还是解除以前？相信每一个有良知与尊重常识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即使解禁以后台湾的媒体进入了一个并不美妙的"狂欢节"，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绝对不是重新颁布禁令。至于由于没有新闻方面的法规限制导致台湾新闻人员滥用新闻自由造成的问题，似乎不能归咎于新闻自由，因为真正的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从来就不等于新闻记者的无法无天。李宪源的《媒体控制下的美国》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甚至认为："不管美国社会如何赐给自己的记者们’无冕之王’的称号，不管有些人对于这个称号感到如何艳羡不已，一个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这些貌似可以呼风唤雨、权倾一世的’无冕之王’，不过是那些私营企业大老板的雇佣伙计。私营企业财团掌握的新闻媒体可以大谈特谈民主运作的规则，而私营企业财团自身的运作却并不遵守这些规则。"这番话讲得似乎颇有其理，但是下面的举例就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了："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普通百姓，都清楚没有哪个伙计，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老板的旨意恣意妄为。"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国家事业单位，在性质上是党的宣传武器，尽管也要通过各种渠道搞创收，但是在党性原则面前别的都要让路。绝对不可能只听老板的而不听党的话（除非李先生把党也看作老板）。
主要参考文献：
J·Thompson: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see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 Polity Press ,1994）
其他参考文献：
1、 汤普森《大众传媒与社会理论》
2、 凯尔纳：《传媒文化》
3、 传媒中介化的现代性（墨多克）
4、 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妥协与互渗
5、 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从权力到认同（哈特利）
5、《民主的非民主化》《读书》1999、10
6、《依然怀念一九六八》，赵斌，《读书》，1999、9
7、《关于传媒时代与新闻规范》（三人谈），《天涯》1997、6
8、陈燕谷：《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思想文综》第四辑。
9、陈宪源：《传媒控制下的美国》，《天涯》2000、1。
10、吕新雨《媒体的狂欢》，《读书》2000、2。
《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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