镂空夜色的飞鸟——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
生状态趋向共认状态——“新生代散文”从多元命名法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对这一散文风貌的命名。
“新生代”作为一个地质名词移植进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命名中，意指颠覆了某些创作传统、使用新的语言写作方式的集体性的创作现象。其不同于先前状态的意指内核正契合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的特质，这也构成了“新生代”这一命名中的恒定系数。当它作为创作主体的代际命名时，恒定系数（“新”）之外的可变系数随语境的变化而迁移[3]，“新生代散文”话语中的可变系数也在随语境而变化，正如台湾作家林燿德和黄凡在所编的《新世代小说大系》中指出的：对“新世代”的界定“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名词”［4］。本文拟将“新生代散文”界定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创作主体体现出新的言说状态的散文，这些创作主体在散文思维方式、写作策略上具有极强的探索意向。不同地域“新生代散文”的主要作者包括苇岸、钟鸣、张锐锋、庞培、马莉，凌钝、樊善标、杜家祁，简媜、林燿德、唐捐，钟怡雯、林幸谦等［5］。
各地域板块总体的文化语境千差万别，创作主体形成的文学观念不同，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存在极大差异。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中，这些“新生代散文”文本及其具体的言说方式有无共通处？若有，为什么会产生此类共通处？这些共通处以什么形态呈现在文本中？它们又指向何处？
一、 生存环境
周作人在分析五四散文时指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6］他认为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颓废时代”，会产生大量言志的新思想、好文章。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艺术摆脱封建政治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场域都生成各自的原则，人被还原成人，人性、心灵等获得自由和解放。作为人对世界进行审美把握的文学，也必然获得言说的自由，出现繁盛。
场域者，“乃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capital)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现代社会“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game)领域的聚合，而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的场域而存在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7］。现代社会在这些不同场域的原则界定和运作中，构建了自己的空间。各个场域遵循着自己特有的逻辑，并通过对其他场域法则的影响和反影响而构成自己的场域。其中的行动者又在自己的空间和所占据的位置，按照本场域的原则进行竞争，以维持或改变“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因而，各场域的相互关系是复杂和变动不居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构成现代社会动态网络结构形态。
“新生代散文”出现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孕育文学的文化环境在自己的运行中生成各种新因素的时期：曾经对文学有很大约束力和渗透性的政治因素，影响力渐渐消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各地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从商业化土壤中萌芽并迅速繁盛的新价值形态播种于人们心中，形成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强有力的渗透；开放的政策和文化心态促进了各地相互之间、各地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各地汉语文学在交流中走向了解和相互渗透，并展示了全球化特质。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动态运作的呈示，对文化艺术场域产生复杂的影响，促进了生于斯长于斯、创作心理构成浸润其中的主体形成新的审美思维、散文观念和言说策略，也带来阅读市场中期待视野的新质。“新生代散文”在创作和接受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蓬勃的青春姿势和不可遏止的超越激情。
在当代汉语文学场域中，政治与文学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政治由先前的显在形式躬身引退，作家从对政治的直接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从政治场域中抽身而出，更进一步显示了他们在文学场域中的支配者身份。“中国人——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已经觉醒，不断地想从既有的政治迷思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形成民众的“脱意识形态化”［8］。政治影响的淡化，减弱了政治对审美领域的支配，从而使创作主体能在审美自身的规约中，获得比较独立的身份。
然而，政治场域辐射其它场域时，并不仅仅呈现为一种形态。政治具有四个层次：政权机构、社会斗争战争、社会理想和思潮以及主体的政治抱负［9］。它与各地审美场域的历史关系，是不同层次
八九十年代的世界是经济的世界，各地经济势力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纷纷进入社会活动的中心环节。经济的急遽发展带来现代化都市社会形态的成型；资讯事业的高度发展，又使各区域社会处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阶段，虽程度不同，但都具有两种文明特征并置的现象。经济在与其他场域组成的关系网络中，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但它的支配方式，截然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政治支配那种绝对而粗暴的方式。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其它领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八O年代台湾经济急遽生长的能动性，压迫着台湾社会构造面临资本主义化的转型，导致被社会/文化包摄的大众社会开始扩大转化，从政治意识到消费行为都产生相当程度的反逆，至此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出现两极化的对立关系。”［10］不论台湾，还是其他区域，经济的能动性都得以充分表现——对政治、文化形态和价值场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它促使都市、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在各地快速发展起来，形成新的社会建构。香港居民几乎全生活在都市或临近区域内；台湾在一九八二年都市人口已增至总人口的75%，整个台湾发展成“都市岛”。中国大陆和马华的新生代作家也基本都生活在都市中。都市经验成为他们书写的关照点，特别是生活在台、港的新生代作家，对他们来说，都市经验几乎就是他们的价值基点。
经济和都市崛起，“大众社会的扩大转化”，带动文化工业迅速发展。报业的发展，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发表园地，如七八十年代之交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联合报·联合副刊》就利用报社丰厚的资本和强大的传播力，相互竞争，竭力吸收自己的学者和作家班底，在培植新人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花踪”文学奖和国际文艺营，促进了马华文学的传承、新生代的提携及马华文学的国际化。台湾《文讯》召开新生代文学研讨会，中国大陆《大家》、《北京文学》、《散文天地》等设立“新生代散文”作品和研讨专栏，客观上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然而，文学对期刊报业的过分依赖，反过来，又会让它们的运营观念束缚自己的运行。在台湾，“文学奖几乎成为青年作家崭露头角的唯一捷径，然而文学奖的游戏规则：包括文体的限制……字数行数的规定，甚至主题意识是否正确，使得文学奖透过媒体的操作形成一个主编、评审和参赛者所共同组成的权力结构”［12］。
审美领域的互动，包括区域之间和各区域与国际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各板块审美场域内部各种关系的互动。七十年代末以后由于政治渗透力的弱化，各地开始多方面的互动，审美领域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亦在诸多层面对话：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相互介绍和出版当代作家作品和著作［13］；各地文化/文学交流增多，特别是作家的流动，直接促进了各地文学经验的融合［14］。同时，对文学资源的认定上，作家不仅确认了五四文学，还纷纷把学习的视线投向世界审美场域，以学习其既得经验，并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世界格 《镂空夜色的飞鸟——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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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作为一个地质名词移植进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命名中，意指颠覆了某些创作传统、使用新的语言写作方式的集体性的创作现象。其不同于先前状态的意指内核正契合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的特质，这也构成了“新生代”这一命名中的恒定系数。当它作为创作主体的代际命名时，恒定系数（“新”）之外的可变系数随语境的变化而迁移[3]，“新生代散文”话语中的可变系数也在随语境而变化，正如台湾作家林燿德和黄凡在所编的《新世代小说大系》中指出的：对“新世代”的界定“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名词”［4］。本文拟将“新生代散文”界定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创作主体体现出新的言说状态的散文，这些创作主体在散文思维方式、写作策略上具有极强的探索意向。不同地域“新生代散文”的主要作者包括苇岸、钟鸣、张锐锋、庞培、马莉，凌钝、樊善标、杜家祁，简媜、林燿德、唐捐，钟怡雯、林幸谦等［5］。
各地域板块总体的文化语境千差万别，创作主体形成的文学观念不同，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存在极大差异。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中，这些“新生代散文”文本及其具体的言说方式有无共通处？若有，为什么会产生此类共通处？这些共通处以什么形态呈现在文本中？它们又指向何处？
一、 生存环境
周作人在分析五四散文时指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6］他认为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颓废时代”，会产生大量言志的新思想、好文章。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艺术摆脱封建政治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场域都生成各自的原则，人被还原成人，人性、心灵等获得自由和解放。作为人对世界进行审美把握的文学，也必然获得言说的自由，出现繁盛。
场域者，“乃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capital)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现代社会“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game)领域的聚合，而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的场域而存在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7］。现代社会在这些不同场域的原则界定和运作中，构建了自己的空间。各个场域遵循着自己特有的逻辑，并通过对其他场域法则的影响和反影响而构成自己的场域。其中的行动者又在自己的空间和所占据的位置，按照本场域的原则进行竞争，以维持或改变“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因而，各场域的相互关系是复杂和变动不居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构成现代社会动态网络结构形态。
“新生代散文”出现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孕育文学的文化环境在自己的运行中生成各种新因素的时期：曾经对文学有很大约束力和渗透性的政治因素，影响力渐渐消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各地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从商业化土壤中萌芽并迅速繁盛的新价值形态播种于人们心中，形成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强有力的渗透；开放的政策和文化心态促进了各地相互之间、各地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各地汉语文学在交流中走向了解和相互渗透，并展示了全球化特质。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动态运作的呈示，对文化艺术场域产生复杂的影响，促进了生于斯长于斯、创作心理构成浸润其中的主体形成新的审美思维、散文观念和言说策略，也带来阅读市场中期待视野的新质。“新生代散文”在创作和接受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蓬勃的青春姿势和不可遏止的超越激情。
在当代汉语文学场域中，政治与文学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政治由先前的显在形式躬身引退，作家从对政治的直接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从政治场域中抽身而出，更进一步显示了他们在文学场域中的支配者身份。“中国人——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已经觉醒，不断地想从既有的政治迷思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形成民众的“脱意识形态化”［8］。政治影响的淡化，减弱了政治对审美领域的支配，从而使创作主体能在审美自身的规约中，获得比较独立的身份。
然而，政治场域辐射其它场域时，并不仅仅呈现为一种形态。政治具有四个层次：政权机构、社会斗争战争、社会理想和思潮以及主体的政治抱负［9］。它与各地审美场域的历史关系，是不同层次
的复杂联系，即使在八九十年代的消隐，也不表明它与其他领域的孤绝。它的各种因素在适当条件的刺激下，又可能把触角探入自身以外。审美领域中为了艺术的独立而进行的政治嘲讽、政治消解和无政治化，正是政治因素的逆向作用。
八九十年代的世界是经济的世界，各地经济势力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纷纷进入社会活动的中心环节。经济的急遽发展带来现代化都市社会形态的成型；资讯事业的高度发展，又使各区域社会处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阶段，虽程度不同，但都具有两种文明特征并置的现象。经济在与其他场域组成的关系网络中，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但它的支配方式，截然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政治支配那种绝对而粗暴的方式。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其它领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八O年代台湾经济急遽生长的能动性，压迫着台湾社会构造面临资本主义化的转型，导致被社会/文化包摄的大众社会开始扩大转化，从政治意识到消费行为都产生相当程度的反逆，至此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出现两极化的对立关系。”［10］不论台湾，还是其他区域，经济的能动性都得以充分表现——对政治、文化形态和价值场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它促使都市、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在各地快速发展起来，形成新的社会建构。香港居民几乎全生活在都市或临近区域内；台湾在一九八二年都市人口已增至总人口的75%，整个台湾发展成“都市岛”。中国大陆和马华的新生代作家也基本都生活在都市中。都市经验成为他们书写的关照点，特别是生活在台、港的新生代作家，对他们来说，都市经验几乎就是他们的价值基点。
经济和都市崛起，“大众社会的扩大转化”，带动文化工业迅速发展。报业的发展，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发表园地，如七八十年代之交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联合报·联合副刊》就利用报社丰厚的资本和强大的传播力，相互竞争，竭力吸收自己的学者和作家班底，在培植新人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花踪”文学奖和国际文艺营，促进了马华文学的传承、新生代的提携及马华文学的国际化。台湾《文讯》召开新生代文学研讨会，中国大陆《大家》、《北京文学》、《散文天地》等设立“新生代散文”作品和研讨专栏，客观上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然而，文学对期刊报业的过分依赖，反过来，又会让它们的运营观念束缚自己的运行。在台湾，“文学奖几乎成为青年作家崭露头角的唯一捷径，然而文学奖的游戏规则：包括文体的限制……字数行数的规定，甚至主题意识是否正确，使得文学奖透过媒体的操作形成一个主编、评审和参赛者所共同组成的权力结构”［12］。
审美领域的互动，包括区域之间和各区域与国际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各板块审美场域内部各种关系的互动。七十年代末以后由于政治渗透力的弱化，各地开始多方面的互动，审美领域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亦在诸多层面对话：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相互介绍和出版当代作家作品和著作［13］；各地文化/文学交流增多，特别是作家的流动，直接促进了各地文学经验的融合［14］。同时，对文学资源的认定上，作家不仅确认了五四文学，还纷纷把学习的视线投向世界审美场域，以学习其既得经验，并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世界格 《镂空夜色的飞鸟——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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