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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空夜色的飞鸟——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


局中来眺望。各地文学从小说、诗歌开始结构调整的迈步,继而进入散文领域,在摆脱外在因素的约束后开始文体革新。“反抗权威主义体制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浪潮接踵而来,新生事物续出不穷,资讯媒体的重大冲击,都引起他们心灵深处的创痕、挫折以及反叛和新生”[15],新生代作家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踏上自己的位置,并进一步以创作极大地改变了审美空间结构的形式。
     政治、经济领域与作家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的结构关系,同时作家又在审美领域里支配审美资源。也就是说,创作主体具有双重身分,既是支配者,又是被支配者。相应地,“新生代散文”创作主体在审美领域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互关系中,不仅在审美领域内部拥有自身的自主性,而且身陷它们组成的关系网中,深受其影响和制约。新生代作家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沐浴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浓厚氛围中。文学环境的改变更是为他们的创造性崛起提供了契机:八十年代,各板块的政治资本对文化资本的控制削弱,文学渐趋“文学本身”;政治人格的消释,给言说主体带来更大的话语空间和自由言说的可能性;各地相继进入经济飞速发展期,都市化已成为或逐渐成为事实;经济的大发展和都市化的进程,又带来了资讯事业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渐兴,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对杨朔、刘白羽、秦牧的三大散文言说模式的反思及个体意识的复归,台湾政治的“解严”和以资讯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香港后工业文明的形成和文坛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熟稔借鉴,马华前代作家的淡出文坛和以新生代为主体的第三代移民的现实位置,以及各地对散文革新的探求,都为“新生代散文”提供了新的言说空间。在相对宽松多元的生存环境中,新生代主体建构了他们不同于前代的自由心态,诉诸笔端,既积极探索文体话语的革新,又能俯仰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沉思中。其中,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影响让他们触摸到文学本体与西方的许多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从而使他们能自然地逃逸陈旧叙事体式。话语主体的沉思和探索同青年文化的自我意识相胶结,成为他们影响受众、使受众放弃并颠覆此前散文话语的手段。
     “新生代散文”创作主体群以自己的话语建构新的现实,在所处的文化语境中与受众心理的契合,激活了受众参与(阅读、阐释、接受)到它的话语空间中,并形成共同的体验、意识,从而改变受众心理。但文本生产出来以后,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方能成为作品。“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16],作品的历史生命只有读者才能赋予。“新生代散文”从萌芽到繁盛,包含了受众主体对它认识现实的变迁历程,经历了被散文界质疑至肯定、接纳的历史性过程[17]。“新生代散文”被受众肯定是受众基于认识现实与散文空间中某些成份的契合,中国大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曹明华散文引发的“曹明华现象”不仅仅是艺术的变革,还因为她的散文“第一次以近乎独白的形式表达了一代人的共同意志和心态”[18],受众在她的文本中体验了自己近乎“文本中所体现的幻想与模式”[19],产生了共鸣和认同。普通受众的阅读活动不是附属现象,是文学意义实现的必要环节和其获得历史生命的存在方式。而读者的阅读视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和选择,受众赋予文本生命,能在接受中补正自己的期待视野,也主动呼吁适合自己期待的文本。在审美场域中,文本、作品和读者共同构成审美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新生代散文”在审美结构中位置的变动,正是在三者互动的循环原则中实现的。
    
     二、虚构——真实观念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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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真实性传统
     文学作为审美文化领域中一种形态,具有实践特征而实为精神活动,虚构性是这种审美实践的基本特征之一。因而,它既需要通过幻想、想像来达到虚构,又具有真实性,即与现实生活精神、特征相一致。所以文学是符合现实生活精神、特征的虚构的真实。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自然也应该是“虚构的真实”。散文是作家主体人格的艺术体现,它的真实内核是主体人格的真实,是自我的、内心的真实。王国维曾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20]他的“境”,是人心中的。外物的真实只是表面的真,心灵的真才是真。他所侧重的不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人本身、文学与主体的关系。这里,“真”是远离认识论、反映论,远离理性概念的“真”,是以人为本的重视非理性的情感、心性的艺术思考。他注意的是主体自身,自身的感受、情感、情绪等,侧重的是主体感受、情感之真。“因而这‘真’,不是认识论的, 而是人本论的。强调的不是理性的认知这一面,而是非理性的情感这一面。”[21]至五四时期形成现代汉语散文的勃兴,此时的散文首次发现了个我的存在,真正实现了蒙田对散文“我本人就是这部书(《随笔集》)的材料”的自我化要求。在作品中极力表现自我的郁达夫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22]。五四散文作家亦在作品中抒发自我情感,塑造自我形象,将主体人格凸显在整个文本中,正如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的一段话所说:“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人格底调子(personal note)”[23]。
     基本上,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汉语散文界坚守的是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观念,而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性掩盖了虚构的实质。虚构经常作为贬义词出现在现实主义美学描述中。虚构与真实处于绝对的二元对立状况,不真实的被看作是虚构的;而真实的,则不是虚构的。“在中国散文的接受史上,它一直被视为‘真实’的文类(尤其相对于小说的‘虚构’),读其文如见其人的诠释传统,让散文不仅可以承载作者繁复的思维活动,更可以支援一种没有心灵距离的双向沟通”[24],讲求作者在文本中绝对真实的位置。因而,读者可以通过阅读直接与作者进行心灵交流,作者等同于文本中的叙述者。
    
     “新生代散文”虚构意识
     体裁一旦形成,就获得了相对稳定性,作为把握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而长期存在。作为一种“艺术的记忆”,“就其本性来说,体裁反映了文学发展的最稳固的、‘经久不衰’倾向”[25],散文在长期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体裁,具有了图式性结构的特点,也即具有形式的抽象性。体裁作为一种格局和范式,有它自己的规范性,具有权力关系。“新生代散文”的书写,对散文规范进行了反规范性的操作,即对既有权威的反叛。反规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自觉意识。首当其冲的便是散文规范性的核心之一“真实性”。传统散文中的“真实”既是生活经验的真实,又是集体观念(特别是政治因素侵蚀下的观念)规定了的思想真实。虚构虽然也进入写作者的视野和笔法中,实际上却不具有真正的虚构身份——写作者在意识中并不具有自觉的虚构观念。
     “新生代散文”作家具有自觉的散文文体变革意识,并在书写中身体力行,把写作的触角伸入其它体裁的领域中,畅快地吮吸它们的营养。同时,他们要让散文写作回归文学写作。回到文学就等于回到人性和人道、回到人最基本的尊严里。“新生代散文”主体在文本中恣肆地展示着自我人格,或在独白、荒诞的形式中揭开情感世界的面纱,让情思轻巧地流淌在文字里,或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解构中,冷峻而放肆地背离传统人文性格,或在历史和现实的回溯和铺写中理性地思索和寻求。文体“不仅仅是语言结构、本文结构和语言表达诸方面的内容,它也包括作家主体的人格与精神”[26]。“新生代散文”在形式多样的语言表达、语言结构

《镂空夜色的飞鸟——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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