镂空夜色的飞鸟——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
独白、呓语等结构上的策略来实现虚构，但更重要的是，借鉴小说书写艺术是他们众声喧哗中的重叠音符，特别是对其叙述方式的吸纳。在作品中，“总存在着作家、叙述者、其他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隐含对话。四者中的任何一者，与其他任何一者的关系，从认同到完全的反对都可能出现”[54]，文本中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故事中的人物及读者可能在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关系的、甚至肉体的层面上产生一定的距离。对文本中叙述者“我”、创作者“我”与现实中的“我”三者分离[55]叙述方式的挖掘和利用成为“新生代散文”的艺术自觉，多重叙述视角在不同时空中的游曳是已从惯常叙述模式中踏着轻快的节奏将自己展示出来了的“新生代散文”中常见的叙事行为，或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合谋戴着厚厚的面纱隐藏于文字深处，或隐含作者时时表明自己的身份，或隐含作者隐而不露且截然与文本中的叙述者分离开来——真正的作者在文本后面开开心心地挑剔着叙述者，像不声不响高踞其位修剪指甲的上帝。原来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同一，被它们的疏离替代。作者的这种非直陈式介入，是“新生代散文”作家在叙述方式上给自己涂抹的又一不同于前辈作家的色彩。这也暗合了读者自我意识强化后的阅读要求。
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分离源于认识的变化——不仅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认识。两者的距离为散文走向虚构准备了第一级台阶，它阻止了作者完全涉入文本，从而“得以保持‘抽离的’(detached)叙述态度”[56]。最典型者莫如林幸谦《中文系情结》。通过阅读中文系女博士的情感、遭遇，读者认同的是一个对主流文化和男权文化充满叛逆的女性，而“她”与实际作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这个文本的隐含作者挑选了我们所读到的一切，“叙述文本之所以‘以这种顺序排列这些词’，并能嵌入他的价值，是由于一些选择造成的，而进行这些选择的那个意识就是隐含作者”[57]。“我”独选马大中文系、“我”在中文系里承担的道德负荷、中文系里女生占多数的情形、女性学者身份中女性特征的过分突出……在 在映照着真实作者林幸谦在文本中制造出的“第二自我”对女性与文化的思考。“我们对隐含作家的认识，不仅包含可以抽出的意义，而且包括作品中每一行动的道德和感情的内容，包括所有人物的遭遇”[58]，隐含作者的身影隐藏在文本的各个层面。
隐含作者使写作主体作者成为具有一个或多个身份的个人，隐含作者选择的叙述者相对于写作主体，是文本中的叙述主体，只具有主体的性质。叙述者只是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是由作者蜕变而来的虚构人物，一个“施动者”，它在“新生代散文”中具有多种姿势。林燿德的“公寓零件”系列、杜十三“爱情笔记”系列、钟鸣的部分散文，叙述者完全隐匿、并不参与情节，和制造出它的隐含作者一致。简媜《在密室看海》中叙述者同样隐秘，还通过改头换面的叙述者——姐妹两人的视角来展开自己的叙述。“姐妹—姐—妹—姐—姐妹”的对称性结构安排中，在前后“姐妹”篇中作者以一个超然的叙述者讲述着姐妹两人的世界，其余三节中则分别借姐姐、妹妹各自的活动和心理来陈述自己、对方和共同的“妈妈”，通过这种第三人称的“意识中心”[59]来传达和完成自己的叙述。
更多时候叙述者则耐不住寂寞，纷纷跳出与隐含作者的同一格局，参与故事情节的进展。郝誉翔的《窗外》富有魔幻色彩，是超现实的魔幻想像。在通篇浓郁的感觉氛围的拼凑中，通过叙述者在忆念和现实的交混和冲突、国内外和少年至中年的时空跨越中，大约可以得知引起阅读探究兴味的神秘“蓝英”的身份：叙述者“我的故乡的少女”，于二十多岁被镇上一家工厂的大卡车撞死，她的亡灵常在国外“我”的窗外望着“我”。在叙述者的时空翻跃中传达的是隐含作者对人生、生活的思考：生活不由自主的荒谬与人生无奈的怅惘，循环式生活惯性的乖谬，让我们如天竺鼠一般逃不出牢笼。叙述者甚至在进展中超乎其外，打破自己的框架。简媜的《村鸡小唱》中，叙述者以成年人的身份叙述童年家里鸡的故事，文中“为了避免类似这种美中不足的憾事发生，所以，在我下笔叙述我与鸡仔之间一段融洽的感情经验之前，不得不先把鸡肉与鸡分开来谈话，姑且就算作是‘村鸡小唱’前的调弦试音吧”。罗强烈《山中的路》“为了叙述的方便，请你先翻开一幅比例较大的祖国地形图，用目光找到西南腹地的黔北高原——那一抹表示山脉的棕黄色块，然后展开你关于山的想像，活现出它的具体形貌”，回忆的视角使文本蕴含了两个叙述者——成年的“我”和童年的“我”。曹晓东《梦游》在迷宫般的塔兰特拉图书馆梦游，“梦游开始，我拉开房门”到最后一句话“于是，我醒了过来”，作者有意突出叙述者在时间上的“此在性”和叙述行为本身，现在的“我”荡出行文时间而干预了叙事进程。叙述者的干预把读者引入文本中，让他们随着自己的语言节奏前行。这几个简单的陈述句点明了作品的虚构特性，让读者明确感受到一个积极的介入者把个人经验体味放置于自己与叙述事件之间。
胡晓梦、林幸谦特别擅长在人物独白中，以审视的态度冷眼旁观与自己拉开了一段距离的社会、生活，在审视中展露内心喧嚣的冲突。胡晓梦《这种感觉你不会懂》、《惘然四顾》等，在大密度和快节奏中催逼着读者的神经紧张，还原出现代都市的喧嚣和复杂，充盈文本中的是荒唐和无聊，而超越文本的是满怀焦虑、渴望生活的隐含作者。
总是在很无意的时候偶然透过高层建筑的茶色玻璃看到有飞鸟在灰蒙蒙的北方的天空中挣扎，不禁低头看二环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车们以及人们，想起曾经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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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分离源于认识的变化——不仅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认识。两者的距离为散文走向虚构准备了第一级台阶，它阻止了作者完全涉入文本，从而“得以保持‘抽离的’(detached)叙述态度”[56]。最典型者莫如林幸谦《中文系情结》。通过阅读中文系女博士的情感、遭遇，读者认同的是一个对主流文化和男权文化充满叛逆的女性，而“她”与实际作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这个文本的隐含作者挑选了我们所读到的一切，“叙述文本之所以‘以这种顺序排列这些词’，并能嵌入他的价值，是由于一些选择造成的，而进行这些选择的那个意识就是隐含作者”[57]。“我”独选马大中文系、“我”在中文系里承担的道德负荷、中文系里女生占多数的情形、女性学者身份中女性特征的过分突出……在 在映照着真实作者林幸谦在文本中制造出的“第二自我”对女性与文化的思考。“我们对隐含作家的认识，不仅包含可以抽出的意义，而且包括作品中每一行动的道德和感情的内容，包括所有人物的遭遇”[58]，隐含作者的身影隐藏在文本的各个层面。
隐含作者使写作主体作者成为具有一个或多个身份的个人，隐含作者选择的叙述者相对于写作主体，是文本中的叙述主体，只具有主体的性质。叙述者只是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是由作者蜕变而来的虚构人物，一个“施动者”，它在“新生代散文”中具有多种姿势。林燿德的“公寓零件”系列、杜十三“爱情笔记”系列、钟鸣的部分散文，叙述者完全隐匿、并不参与情节，和制造出它的隐含作者一致。简媜《在密室看海》中叙述者同样隐秘，还通过改头换面的叙述者——姐妹两人的视角来展开自己的叙述。“姐妹—姐—妹—姐—姐妹”的对称性结构安排中，在前后“姐妹”篇中作者以一个超然的叙述者讲述着姐妹两人的世界，其余三节中则分别借姐姐、妹妹各自的活动和心理来陈述自己、对方和共同的“妈妈”，通过这种第三人称的“意识中心”[59]来传达和完成自己的叙述。
更多时候叙述者则耐不住寂寞，纷纷跳出与隐含作者的同一格局，参与故事情节的进展。郝誉翔的《窗外》富有魔幻色彩，是超现实的魔幻想像。在通篇浓郁的感觉氛围的拼凑中，通过叙述者在忆念和现实的交混和冲突、国内外和少年至中年的时空跨越中，大约可以得知引起阅读探究兴味的神秘“蓝英”的身份：叙述者“我的故乡的少女”，于二十多岁被镇上一家工厂的大卡车撞死，她的亡灵常在国外“我”的窗外望着“我”。在叙述者的时空翻跃中传达的是隐含作者对人生、生活的思考：生活不由自主的荒谬与人生无奈的怅惘，循环式生活惯性的乖谬，让我们如天竺鼠一般逃不出牢笼。叙述者甚至在进展中超乎其外，打破自己的框架。简媜的《村鸡小唱》中，叙述者以成年人的身份叙述童年家里鸡的故事，文中“为了避免类似这种美中不足的憾事发生，所以，在我下笔叙述我与鸡仔之间一段融洽的感情经验之前，不得不先把鸡肉与鸡分开来谈话，姑且就算作是‘村鸡小唱’前的调弦试音吧”。罗强烈《山中的路》“为了叙述的方便，请你先翻开一幅比例较大的祖国地形图，用目光找到西南腹地的黔北高原——那一抹表示山脉的棕黄色块，然后展开你关于山的想像，活现出它的具体形貌”，回忆的视角使文本蕴含了两个叙述者——成年的“我”和童年的“我”。曹晓东《梦游》在迷宫般的塔兰特拉图书馆梦游，“梦游开始，我拉开房门”到最后一句话“于是，我醒了过来”，作者有意突出叙述者在时间上的“此在性”和叙述行为本身，现在的“我”荡出行文时间而干预了叙事进程。叙述者的干预把读者引入文本中，让他们随着自己的语言节奏前行。这几个简单的陈述句点明了作品的虚构特性，让读者明确感受到一个积极的介入者把个人经验体味放置于自己与叙述事件之间。
胡晓梦、林幸谦特别擅长在人物独白中，以审视的态度冷眼旁观与自己拉开了一段距离的社会、生活，在审视中展露内心喧嚣的冲突。胡晓梦《这种感觉你不会懂》、《惘然四顾》等，在大密度和快节奏中催逼着读者的神经紧张，还原出现代都市的喧嚣和复杂，充盈文本中的是荒唐和无聊，而超越文本的是满怀焦虑、渴望生活的隐含作者。
总是在很无意的时候偶然透过高层建筑的茶色玻璃看到有飞鸟在灰蒙蒙的北方的天空中挣扎，不禁低头看二环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车们以及人们，想起曾经站在上海
《镂空夜色的飞鸟——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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