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

，信访的第一个高潮一般发生在1973年前后，第二个高潮在1979年前后，第三个高潮在1984年前后，第四个高潮开始出现在1994年前后。
    根据对各个时期信访分类统计的分析，“每个时期群众来信来访反映较集中的问题，从而形成的主流动向，都基本上有一个规律，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密切的联系。”[17]如在广东从化县，1973年春，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1972）45号文件，开展落实人的政策后，申诉类信访明显增多。当年申诉类信访占信访总数的33%，与此问题有关的组织、劳资类信访占总数的23%，两类合计超过信访总数的半数。1978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全面落实人的政策。1979年全县申诉类信访占信访总数的42.8%，组织、劳资类信访占27.5%，两类合计超过信访总数的70%.1985年，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全面落实，农民由于对果树承包政策不了解，对已入社的果树权属争议问题大辐上升。[18]天津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从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初，信访量最大的是各类申诉案。80年代中、后期，信访量最大的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19]换言之，前两次高潮以反映历史问题为主，后两次高潮则以反映现实问题为主。
    不过，在80年代中、后期与1994年前后出现的信访高潮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前者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落实过程中的问题（如权属纠纷等）为主，后者则以干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主。如在河北省邯郸县，“从1991年开始的第四次信访高潮几乎全部是现实矛盾。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至今已有8年，呈逐年增长态势，尚未见到回落的兆头。”据调查，“无论是越级上访还是县（市）受理的信访中，干群矛盾都是十分突出的。1998年邯郸县所受理的信访中，关于乡村干部经济问题的占30%，关于土地纠纷的占25%，关于社会治安的占17%，关于增加农民负担和涉及计划生育的占16%，关于企业职工工资福利问题的占12%.”[20]在江西省，1997年全省群众来信来访中，属于山林、土地和水利权属纠纷的只有72件，而与农村基层干部相关的达1693件，居各类问题之首；1998年反映与农村干部相关的来信来访则上升至2096件。可见，从事件频率及其起因方面看，信访情况与群体性事件的变化是一致的。
    信访情况的变化，不仅表现为信访总量及其起因的变化，而且表现为信访方式的变化，即集体访和越级访增多。据统计，“近年来，群众集体上访一直呈发展和上升趋势。2000年，全国31个省（市、区）县级以上三级党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1年比上年又分别上升7.2%和11.7%.2000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分别上升36.4%和38.7%.群众集体上访增幅迅猛，占信访总量和上访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大。自1993年以来，全国信访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信量和个体访的量相对比较平稳，上升幅度不大，群众集体上访则呈较快速度的增长。从1995-2001年全国的统计数字看，集体上访的量（人次）已占到全国信访总量（件、人次）的56.5%.从分年度的统计情况看，群众集体上访的人数占群众上访总人数的比例，1998年占59.8%，1999年占66.3%，2000年占71.2%，2001年占75.6%.”[21]再如天津市，从1994年起，举报反映干部为政不廉和干群关系紧张的集体访明显增多，反映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纠纷、征地补偿、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的集体访也占有一定比例。[22]再如河南社会科学院和省信访局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发现：当前河南农村部分地区人心不稳，相当一部分群众对县乡两级政府不信任程度加大，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事件逐年增多，1998年上半年集体上访187批，24203人，分别比1997年同期上升33.6％和449.7％。[23]
    3.对农民行动方式变化的初步分析
    从上述几节的描述可见，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信访事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即矛盾与冲突均已主要表现为农民与政府（与干部）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农民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起而与基层政府抗争。对自身利益的这种追求和捍卫行动，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理性人特点。如前述丰城事件的发生，据国家财政部派员的暗访：虽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有少数坏人利用了农民群众近年来收入少、负担重的不满情绪，煽动闹事；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和农业工作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事件主要发生地的袁渡镇有4.3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600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200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万元，人均200元。该镇河垅村1999年752户3023人，税费负担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容易造成矛盾激化。[24]
    而从事件本身的演进与农民对行动方式的选择来看，则呈现着递进性逻辑。从近二十余年间农民向政府表达意见和不满的方式看，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以和平性的“沟通性”方式为主，如信访（其中又以个人访为主），即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沟通），以此求得问题的解决。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带有“迫逼性”的特点，如大规模的、情绪激烈的集体上访，以及集体围攻基层组织、“闹事”的增多；与此同时，暴力围攻、武力抗争类的“敌视性”方式也已经出现。这表现了农民行动方式的演变趋向，即：农民如以实际行动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一般地，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

式；然后，才会选择“迫逼性”方式；最后，即有可能实施“敌视性”行动。笔者称之为农民表达意见方式的“三步曲”。如今农民的行动方式已不再局限于和平的“沟通性”方式，而在向第二、第三步推进。如果说第一步属于制度化方式，那么，第二步、特别是第三步则已走向非制度化方式。这种变化值得警惕。
    三、农民行动变化的信念基础
    笔者以为，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他们对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念和看法，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农民行动与其信念之间的这种关系，得到各类案例的有力支持。
    大河移民上访的案例。应星对这个历时数十年的上访故事的精彩描述，为我们介绍了上访者的行为与其信念之间的关系。
    起初的上访，是因为电站建起后，“把我们那个坝坝冲了。但上面那些人你不给他讲（群众受灾）他就找不到（不知道）。得你去讲了，反映了情况，他才晓得还有个冲刷问题。”[25]这时，上访是“沟通性”的，即：上访者认为只是上级不知情，如果上级知情的话，就会（或有很大可能会）来解决问题，所以要将情况反映上去（上访）。在这里，农民对政府是满怀着信心的。
    然而，到后来，电站移民在“闹饭吃”的事件中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上访过程中，政府虽已知道了他们的问题却不把它当回事时”，他们便继续采取“闹事”的办法。“只有闹事是制约政府拖延、敷衍守法的有效手段。……每当移民认为政府在处理遗留问题不够积极、又在采取拖延敷衍手法时，他们首选的行动就是这一招，而且类试不爽。”这种闹法是移民最后的、可能是最有效的但也是最危险的手段。

《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