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

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nb

《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