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文革”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nbsp;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

《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