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与电化学反应

个个具体的人，你妻子，你妹妹或一个陌生的女人。然而这种说法却仍然太逻辑化了。人也是一个完形。你我合伙偷窃，我撬门你放风，你看见一个人，你说“有人来了”，这时候，人是有意义的，男人女人熟人陌生人都不打紧。你我到火车站接个半生不熟的客人，你说，“有人来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逻辑上，我看到我妻子就一定看见了一个女人，但我看到一个女人不一定看到了我妻子，但这不能推出实际上我看到我妻子之前必须先看到一个女人。我就是看见妻子走过来，而不是看见一个一般的女人或一个影子走过来，然后把她看作我妻子，尽管我承认有时把一个陌生女人错看成了自己的妻子。我们不是逐步看见影子，然后看见人，看见女人，最后看见妻子。当然有这样的情况：我看见一个女人，有点像我妻子，但我不能确定，也有这样的情况，我看见一个人影，有点像个女人，但我不能确定她是个女人，但至少能确定那是个影子。【这样的过程有时会发生。然而，就像有时候出现骗着不意味着步步都是骗着一样，有时候我们逐步看清不意味着我们总是以上述方式来看。】〔这一切是随环境而定的，出差在外，在人群里看见妻子令我吃惊，是她突然出现，在街口等她，是我在把好多人往我妻子那里看。我正在行窃，这时我要留意的层次是有没有人走过来，至于谁走过来倒在其次；我站在街口等我妻子，这时我要看的是我妻子，有人走过来，有好多人走过来，都不是我要看的。〕我不否认，的确有这样的时候，我在暮色中看见一头牛，后来发现那不是牛，是个草垛，我会承认，我当时没有真正看到牛，我当时真正看到的是草垛。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解释了，但它肯定不等于我当时就看清了那是个草垛，否则一开始我就会说我看见一头牛。 
    看到一头牛后来发现自己看错了是一种情况，看见一个影子特别想弄清楚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在平行的意义上说“视作”。我可以把一只狗视作宠物，意思是说，不只是看作一个小畜生。从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到看清是头牛，不是并列，是纵列。但和感觉材料仍不一样，它是还原的，但不是分析的。不是影子构成了牛。 
    形象就是有意义的形象，只有有意义的我们才叫作形象。我们是把一个小白点视作启明星或星星吗？或：我们真正看见的只是个小白点吗？你不是既看到一个亮点，又看到一颗星星，仿佛星星是在亮点之上又加上了一点什么，你要就看到一颗星星，要就只看到一个亮点。我妻子不是一个女人再加上某些特征。我妻子是一个完形。 
    你可以把一个图形既看作一只兔子头又看作一个鸭头，这时一般说有时有时，但你不能既把它看作一个感觉的原始材料又把它看作一个构建形象，当然，在有时有时的意义上有一点可能，但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我们的眼睛是这样设计的：只能看见女人而不能看出妻子，那么在逻辑上，我们的确可以少犯错误。就像草履虫的分辨能力。但这种少犯错误有什么意义呢？胡锦涛永远说些错不了的话，他有个目的，就是熬到国家主席。我们不肯犯错误是为了哪一桩呢？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眼睛实际上的设计，它们允许我辨认美人和丑人，辨认有才的人和庸才，辨认高尚的敌人和无聊的吹捧者，它们让这个世界以诸多缤纷的形象映入眼帘，虽然它们同时也会看错。 
    但是，草履虫真的比我们更容易保持正确吗？这里完全失去了标准。原则上，只有我说那是金星你说那是火星，才有谁正确的问题，如果我说那是星星，或那是一个亮点，我有什么可更正确的？ 
    我说我看见一颗星星，结果我错了，如果当时我说看见一个亮点，我是否就避免了错误？可是，我当时的确以为自己看见了一颗星星，而不是看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亮点。不说看到星星而说看到亮点，这不是感觉得更切实了，只是说话更谨慎或更迂腐或更刁滑了。在这些例子里经常掺杂语言的因素，我们眼下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我们将在讨论语言的时候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要说的是，这肯定不只是个语言的表达问题，并非我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些东西，只是我有时把它叫作白点有时把它叫作启明星。为了避免出错，我每次都不说我看见了星星而说我看见了白点，并不能让我在心里避免错误，至少，尽管科学家必须在某一方面比常人严谨，但你肯定不是靠每次都说白点不说星星变成科学家的。但若我真的不看到星星而只看到亮点呢？那当然需要一番修炼，只不过这种修炼仍然不是让我感觉得更切实了，而只是让我越来越没有感觉了。感觉随着意义一起流失了。 
    总的说来，建构的目标是获得有意义的形象。然而，有意义就一定正确吗？有意义的形象都是真相吗？实际上，上面谈到的几条建构原则已经表明，合理的建构或解释要求满足多项要求，正确性不是唯一的标准。〔合理，合情合理，必须满足这些要求，而不是逻辑上唯一正确的。这些条件，迅速和经济等，不只是外在的，虽然在和逻辑对偶的意义上是外在的。）但是，我们还要追问，正确性本身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一点的一种表达是：主观不一定对，但提供意义，客观反之。〕我还会不断从各种角度返回这个问题。就眼下来说，我想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我们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建构，并且在各个层次上都可能会有多种合理建构。〔由于信息不足，更有趣的是由于无论多少信息都可能有多种不同解释。〕 
    你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正确呢？草履虫的反应更正确还是人的反应更正确？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 
    如果意义要从情

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有限性是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图画在哪里，副现象 

    这幅图画，一个较高层次上的符号描述，必须在大脑中的某处产生。但不知道脑如何把各种刺激组合为一个图象。164页，更不知道大脑如何把不同视相理解为同一物体，56页。（胡塞尔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极复杂的视觉机器也远不能作到这一点。这件事逻辑上可能，这意味着画面潜在于暗含于信息之中，大脑高层次要赋予这些潜在因素以明晰的形式，“神经细胞的发放必须能较为直接地表征这种信息，因此，要看‘景物’，我们就需要它的明晰的、多层次的符号化解释”，35页。 
    但这一切都没有说明屏幕上有一个象。对于电视屏幕来说，画面是副现象。就是说，画面只是消极地随着电子的活动改变，但它不影响电子的活动，即使根本不安装屏幕，一个熟练的打字员仍可以正常操作。但出现直线仍然是副现象。然而人所看见的画面却不是副现象，它将指导我们下一步怎样行动。我们看是为了反应。 
    要有象，还还需要经验和目的。只因为有了我们，才把屏幕设计成这样，使它像世界一样成象。 
    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什么，视作现在来面对我们的核心

《西施与电化学反应(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