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失察或“政治不正确”？

上帝是我们的人事处长

——《纽约时报》第一任执行主编特纳·卡特利奇回忆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纽约时报》“从来没有解雇过任何人”。

6月5日，美国最有声望的新闻媒介《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一、二号人物———60岁的执行主编（ExecutiveEditor）豪厄尔·雷恩斯（HowellRaines）和52岁的首任黑人编辑主任（ManagingEditor，有媒体译为“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GeraldBoyd），因属下两名记者造假和侵犯合作者署名权而双双宣布辞职，在该报152年的历史上创下了因丑闻而引咎辞职的先例。前任执行主编、66岁的犹太人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Lelyveld）被任命为代理执行主编，而博伊德的职务目前无人接管。雷恩斯因此也成为该报第一个被前任所取而代之的执行主编。

在此前的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长达4个整版的“认错报道”，自曝该报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Blair）在4年多的记者生涯中编造众多假新闻，仅在过去10个月内见诸《纽约时报》的73篇报道中，就至少有36篇存在造假、抄袭等问题。事件导致《纽约时报》的声望处于几十年来的低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4日，报社暂停了曾获过普利策新闻奖的另外一名记者里克·布拉格（RickBragg）的工作。43岁的布拉格因涉嫌将一名自由撰稿人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而在4天后辞职。

与美国新闻界同样瞩目这一事件的中国学界和业界现在更加关心的是《纽约时报》如何蒙受如此罕见的奇耻大辱。而这恐怕应当从美国新闻界的特性、《纽约时报》的内在机制和时代氛围等方面加以探析。

家族发行人制

出于一种来自直觉的尊敬，人们通常认为《纽约时报》有一种先进的新闻运作机制，而用人机制的健全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种看法大致无误，因为由编辑体制和编辑方针构成的编辑机制造就了《纽约时报》卓尔群伦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次关于媒体可信度调查中，《纽约时报》永远是高居榜首；自普利策新闻奖1917年颁奖以来，该报已获得89项奖（包括2002年因“9·11”事件获得的空前的7项奖），远远超过第二名美联社（46项）和第三名《华盛顿邮报》（36项）。

但是，新闻组织的一大不确定领域恰恰就是它们的人事制度。众所周知，各种组织（尤其是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完善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而在美国，兼有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性质的媒体，其内部组织形式却往往是反标准化的和形形色色的，尤其是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家族经营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

人们通常说，美国报纸的所有制类型是私人经营制，其实它是可以细分为公开招股制、个人独占制、家族制、董事会制等等。在家族报纸内部，其制度安排具有若干“封建”色彩，例如家族统治、历史上的雇员终身雇用制等。而维系这种独特制度的关键人物显然是家族指定的发行人。

如果以为在这几种制度中家族制最为落后，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家族报纸在美国通常具有良好声誉，因为代代相传（尽管困难重重）的新闻传统制约了媒体的赢利倾向，造就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最有声望的“社会公器”型报纸，从而令英国BBC的缔造者约翰·里思勋爵困惑：“我想知道你们这些美国人，怎么能既信奉上帝又礼拜财神，而并行不悖。”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正像美国多数大型报社一样，《纽约时报》实行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文体分离、版面分离和部门分设。新闻报道部门由执行主编挂帅，编辑主任具体主管；新闻评论部门由社论版主编负责。根据美国新闻界的“习惯法”，作为家族代表的发行人将编辑权委托给执行主编/编辑主任和社论版主编，却牢牢掌握着人事（包括上述主管）决定权。而素来以开明著称的《纽约时报》既然实行“人治”，恐怕也就不能避免它的先天不足。此外，如果说美国记者的职业行为是靠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来支撑的，那么这种“习惯法”也遵循着法律的事后惩罚（追惩）的理路，而不能避免部分记者的越轨举动。

终身雇佣

《纽约时报》于1896年归于当今的奥克斯—苏兹贝格家族。对它的中兴居功至伟的是该家族第一位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AdolphS.Ochs，1858—1935）。奥克斯这位德国犹太人后代有知人善任的天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且素来对报人和部属尊敬有加，他帐下罗致了许多办报英才。在他任发行人期间，几乎从不干预具体编辑工作，在人事任用上，奥克斯的特殊做法之一是终身雇用制，该报第一任执行主编特纳·卡特利奇回忆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纽约时报》“从来没有解雇过任何人——上帝是我们的人事处长”。

而在《纽约时报》历史上并不多见的重大丑闻中，他的任内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是最严重的。1917年11月到1919年11月，它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所谓倒台和行将倒台作了91次报道，其中4次提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准备逃离”，3次提到他们已经逃走，两次说列宁“提出辞呈”，两次称列宁“被关进牢房”，一次报道他死去。《纽约时报》因此背上了造谣传谣的骂名。报界名宿沃尔特·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兹在《新共和》周刊上激烈批评《纽约时报》说：“总的来说，这些新闻报道是这家新闻机构的人员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炮制出来的。”

奥克斯的一个过人之处在于闻过则改，他并不将责任推诿给美国报界“最伟大的编辑主任”卡尔·范安达，而是深刻自责。他是这样吸取教训并纠正的：礼聘猛烈抨击本报的梅尔兹进入报社，委以掌管整个报纸言论的大权（当时该职务的名称为“总编辑”，现改为“社论版主编”）；并在美国报纸中最早开设了莫斯科分社，委派英国籍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DURANTY）从1922年至1934年常驻莫斯科，其间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自认为“学会了尊重俄国人”立场的杜兰蒂则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犯了错误：他漏报了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在此期间被赶入集体农庄的人中有上百万死亡），被指责对苏联“太富有同情心”，而奥克斯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纽约时报》一直肯定杜兰蒂的工作表现，以至于被认为是矫枉过正。

从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起，美国国内政治形成了大致由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和通常由共和党代表的保守派。在《纽约时报》，奥克斯家族变成了今天的苏兹贝格家族，从此成为一份大力鼓吹民权和维护少数族裔权益的自由派中左报纸。!U{*.Q$mDwd,zD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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