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诠释学诠释重心的转换及其合理走向
发展。
首先，伽达默尔用奠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来对抗施莱尔马赫旨在消解读者历史性的“心理移情”。伽达默尔谈到：“我面临一个抉择——应是‘在心理上重建过去的思想’，还是‘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中’?——我决定反对施莱尔马赫而赞成黑格尔。”[8](P34)如前所述，在施莱尔马赫的“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中，读者的历史性被视为妨碍理解把握作者原意的消极因素，被千方百计地排除在理解之外。而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影响下，对文本解读问题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见解。在谈到黑格尔关于精神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在自身中把握了艺术的真理的思想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黑格尔在这里说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真理，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9](P221)在他看来，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种向作者原意的回溯运动，相反，它是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 现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 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过去真理与现时态生命的思维性沟通。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读 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思维性沟通中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 简言之，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意义的创生过程。由于读者的历时态变化，文本在被解读过 程中获得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任何文本都是向着读者的历史性敞开和开放的 ，正是在作者和读者这两种视界的不断融合中，文本自身的意义才被创生和更新。所以 ，伽达默尔强调，“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 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9](P380)这样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中心就从作者以及作者的原意转向了读者以及读 者的历史性，读者及其历史性成了决定文本意义的真正关键。
其次，伽达默尔通过对读者历史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先入之见”(Vorurteil，或称“偏见”)之合法性的强调，从根本上消解了“心理重建”的可能性，为“读者中心论”进一步提供了依据。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代表的“作者中心论”那里，读者由于自身的历史性存在而形成的见解，通常被视为阻碍读者理解文本的“偏见”而遭到贬斥。在他们的诠释学中，读者被要求在进入文本的解读时毫无保留地排除自己的历史性和主观见解，以实现对作者原意和思想的客观重建。而伽达默尔认为，“这实际上是历史主义的天真的假定，即以为我们必须置身于当时的时代精神中，我们必须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去思考，并以此追寻历史的客观性。”[10](P46)其实，无论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还是由此带来的读者与作者的不同的历史性，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是读者所无法彻底摆脱的自身存在方式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占据读者意识的“先入之见”并不是读者可以自由支配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所谓的“心理移情”可以加以克服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活动展开之前，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先入之见”已经先在地占有了我们。文本赖以栖身、理解赖以展开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负载物，当读者的理解在语言之中展开时，“先入之见”已经必不可免地渗入其中。当然，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中去，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11]依此而论，不同时代的读者，处于传统之流的不同河段，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性，有着各自独特的“先入之见”，并以此为契机在对文本的新的解读之中推进着传统。伽达默尔主张，“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9](P381)因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不仅使作者、文本和读者相互区别，而且也使它们相互联接，时间距离因其连接着陌生性和熟悉性两极，因而得以成为历史和读者所生活的时代的中介，成为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同时，时间距离“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12]进而，这种普遍性又借助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而与现时态的存在相连接，产生出文本的创生性意义，所以间距又可以视为意义的生长域。“先入之见”作为主体将文本与现时态存在连接起来的必要条件，作为理解过程得以发生的必要因素，对意义的创生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时间距离”和“先入之见”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导引下，彻底实现了诠释学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的转变。在这里，理解活动的中心从作者转向了读者，以往被认为危害理解的“时间距离”、读者的“历史性”和“先入之见”等要素，堂而皇之地栖身于理解过程，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甚至理解本身也不再被视为把握作者原意的认知方式，而成了读者自身的存在方式。
文本中心论：走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的困境
当代法国诠释学家利科尔在对先前诠释学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了富于建设性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文本诠释学。
他提出，在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的演进历程中，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的诠释学，都陷入了一种困境：把对“文本”的理解置于对在“文本”中表达自身的另一人的理解的法则之下。在这种诠释学中，理解活动“基本上仍然是心理学的，这是由于它不是把‘文本’所说的东西看作最终的解释，而是把在该‘文本’中表达自身的某人看作最终的解释。同时，诠释学的对象不断地从‘文本’，从其意义和所指，移向在 ‘文本’中被表达的生活。”[13](P419)这样，作者的意图和情感成了理解和解释的重 心。而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把理解和解释的重心从对隐在的主观世界的情感性研究 转移到作品本身的意义和所指对象上来。而在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诠释学转向中，海德 格尔完全切断了理解和解释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把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历史性凸显出来， 使之成为理解与解释的重心。他指出，在《存在与时间》中理解的问题完全摆脱了与其 他个人交流的问题，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本体论问题的基础应当在与世界的关系 中而不是在与他人的关系的领域中去寻找。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文本并不是去把握其 中呆滞的意义，而是要
基于上述认识，利科尔把“文本”作为理解和解释的重心，建构起了自己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理论体系。首先，利科尔对诠释学作了新的定义。他指出：“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Text)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13](P409)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文本”与“解释”、“理解”一起被当成了利科尔诠释学的核心概念；第二，方法论在利科尔的诠释学中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一方面反映出利科尔对以往方法论诠释学过分追寻作者原意而忽略文本自身含义的倾向心存不满，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科尔对本体论诠释学弃绝方法论的做法并不赞同。
其次，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14](P148)按照利科尔的分析，文本和口语形式的话语相比，至少包含以下特征：其一，永恒性。口语通常是转瞬即逝的，而文本却因为书写的固定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性。其二，简化性。口语通常与言说者的声音、姿态、现场气氛等情境因素相关，具有丰富性的特征，而文本却无法真实地再现这类因素，在对作者原意和事件的表达上具有简化性。其三，意义的不确定性。口语是由言说者针对特定的倾听对象或对话者发出的，其语境也是特定的，因此口语的意义一般是确定的，然而文本由于书写的固定而被简化，解除了本有的语境关系，个别的针对性的话语成了一般的普泛的文本，其意义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和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本的语境是有待于重新建立的，其意义当然也就只是一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尚需要在重新建立的语境中才能确立。
再次，为了强化文本的自主性，利科尔推进了伽达默尔的“距离”理论。在一般诠释学中，“距离”被看作达成正确理解的障碍而遭到流放，而伽达默尔则为“距离”作了理论平反，认为它 《西方诠释学诠释重心的转换及其合理走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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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伽达默尔用奠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来对抗施莱尔马赫旨在消解读者历史性的“心理移情”。伽达默尔谈到：“我面临一个抉择——应是‘在心理上重建过去的思想’，还是‘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中’?——我决定反对施莱尔马赫而赞成黑格尔。”[8](P34)如前所述，在施莱尔马赫的“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中，读者的历史性被视为妨碍理解把握作者原意的消极因素，被千方百计地排除在理解之外。而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影响下，对文本解读问题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见解。在谈到黑格尔关于精神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在自身中把握了艺术的真理的思想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黑格尔在这里说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真理，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9](P221)在他看来，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种向作者原意的回溯运动，相反，它是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 现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 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过去真理与现时态生命的思维性沟通。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读 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思维性沟通中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 简言之，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意义的创生过程。由于读者的历时态变化，文本在被解读过 程中获得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任何文本都是向着读者的历史性敞开和开放的 ，正是在作者和读者这两种视界的不断融合中，文本自身的意义才被创生和更新。所以 ，伽达默尔强调，“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 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9](P380)这样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中心就从作者以及作者的原意转向了读者以及读 者的历史性，读者及其历史性成了决定文本意义的真正关键。
其次，伽达默尔通过对读者历史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先入之见”(Vorurteil，或称“偏见”)之合法性的强调，从根本上消解了“心理重建”的可能性，为“读者中心论”进一步提供了依据。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代表的“作者中心论”那里，读者由于自身的历史性存在而形成的见解，通常被视为阻碍读者理解文本的“偏见”而遭到贬斥。在他们的诠释学中，读者被要求在进入文本的解读时毫无保留地排除自己的历史性和主观见解，以实现对作者原意和思想的客观重建。而伽达默尔认为，“这实际上是历史主义的天真的假定，即以为我们必须置身于当时的时代精神中，我们必须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去思考，并以此追寻历史的客观性。”[10](P46)其实，无论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还是由此带来的读者与作者的不同的历史性，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是读者所无法彻底摆脱的自身存在方式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占据读者意识的“先入之见”并不是读者可以自由支配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所谓的“心理移情”可以加以克服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活动展开之前，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先入之见”已经先在地占有了我们。文本赖以栖身、理解赖以展开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负载物，当读者的理解在语言之中展开时，“先入之见”已经必不可免地渗入其中。当然，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中去，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11]依此而论，不同时代的读者，处于传统之流的不同河段，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性，有着各自独特的“先入之见”，并以此为契机在对文本的新的解读之中推进着传统。伽达默尔主张，“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9](P381)因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不仅使作者、文本和读者相互区别，而且也使它们相互联接，时间距离因其连接着陌生性和熟悉性两极，因而得以成为历史和读者所生活的时代的中介，成为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同时，时间距离“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12]进而，这种普遍性又借助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而与现时态的存在相连接，产生出文本的创生性意义，所以间距又可以视为意义的生长域。“先入之见”作为主体将文本与现时态存在连接起来的必要条件，作为理解过程得以发生的必要因素，对意义的创生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时间距离”和“先入之见”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导引下，彻底实现了诠释学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的转变。在这里，理解活动的中心从作者转向了读者，以往被认为危害理解的“时间距离”、读者的“历史性”和“先入之见”等要素，堂而皇之地栖身于理解过程，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甚至理解本身也不再被视为把握作者原意的认知方式，而成了读者自身的存在方式。
文本中心论：走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的困境
当代法国诠释学家利科尔在对先前诠释学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了富于建设性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文本诠释学。
他提出，在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的演进历程中，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的诠释学，都陷入了一种困境：把对“文本”的理解置于对在“文本”中表达自身的另一人的理解的法则之下。在这种诠释学中，理解活动“基本上仍然是心理学的，这是由于它不是把‘文本’所说的东西看作最终的解释，而是把在该‘文本’中表达自身的某人看作最终的解释。同时，诠释学的对象不断地从‘文本’，从其意义和所指，移向在 ‘文本’中被表达的生活。”[13](P419)这样，作者的意图和情感成了理解和解释的重 心。而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把理解和解释的重心从对隐在的主观世界的情感性研究 转移到作品本身的意义和所指对象上来。而在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诠释学转向中，海德 格尔完全切断了理解和解释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把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历史性凸显出来， 使之成为理解与解释的重心。他指出，在《存在与时间》中理解的问题完全摆脱了与其 他个人交流的问题，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本体论问题的基础应当在与世界的关系 中而不是在与他人的关系的领域中去寻找。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文本并不是去把握其 中呆滞的意义，而是要
借此揭露由该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于是，文本自身的重 要性被从另外一种途径唾弃了。
基于上述认识，利科尔把“文本”作为理解和解释的重心，建构起了自己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理论体系。首先，利科尔对诠释学作了新的定义。他指出：“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Text)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13](P409)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文本”与“解释”、“理解”一起被当成了利科尔诠释学的核心概念；第二，方法论在利科尔的诠释学中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一方面反映出利科尔对以往方法论诠释学过分追寻作者原意而忽略文本自身含义的倾向心存不满，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科尔对本体论诠释学弃绝方法论的做法并不赞同。
其次，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14](P148)按照利科尔的分析，文本和口语形式的话语相比，至少包含以下特征：其一，永恒性。口语通常是转瞬即逝的，而文本却因为书写的固定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性。其二，简化性。口语通常与言说者的声音、姿态、现场气氛等情境因素相关，具有丰富性的特征，而文本却无法真实地再现这类因素，在对作者原意和事件的表达上具有简化性。其三，意义的不确定性。口语是由言说者针对特定的倾听对象或对话者发出的，其语境也是特定的，因此口语的意义一般是确定的，然而文本由于书写的固定而被简化，解除了本有的语境关系，个别的针对性的话语成了一般的普泛的文本，其意义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和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本的语境是有待于重新建立的，其意义当然也就只是一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尚需要在重新建立的语境中才能确立。
再次，为了强化文本的自主性，利科尔推进了伽达默尔的“距离”理论。在一般诠释学中，“距离”被看作达成正确理解的障碍而遭到流放，而伽达默尔则为“距离”作了理论平反，认为它 《西方诠释学诠释重心的转换及其合理走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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