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世俗审美文化的物欲化倾向

环境 与中国先民艰难的自然生存条件是造成两个民族神话个性差异──实际上也是两个民族原始文化性格、审美倾向差异的重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生存环境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保留下来，持续影响着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倾向。质言之，中国人几乎总是面对一个吃饭或温饱问题，中国人几乎从未从沉重的生存负担和贫瘠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解脱出来，这使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忧患主义特征，难以产生出唯美主义倾向。历史上曾有过的短暂享乐主义思潮（魏晋），也被传统文化永久地钉在道德耻辱柱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或许少数衣食无虞的文人能苦中寻乐地吟赋田园诗韵，但却难以有全民的精神狂欢节日出现，代代相承遗传下来的便是以物欲化享受为特征的节庆活动。所谓"年味"、"节味"的"味"，不恰恰证实着中国人过年过节往往以吃为主吗？

    三

    但深入思考下去，这种执着于物质生活层面的解释显然是有失片面的。非洲大陆上诸民族，其物质生存环境显然并不比中国优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节庆里的精神狂欢。同样，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远远落后于汉族，但他们在节庆中的精神狂欢倾向也十分鲜明。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人人栽歌载舞，似乎并不以物质享受为主，这往往使汉族参与者大为感动。笔者对这些民族的文化缺少研究，难以正面给予阐释，但作为反证，汉族的世俗审美物欲化倾向显然是不能简单归于物质生活贫瘠这样单一的原因。何况，在唐宋明清太平盛世年月，中国人富庶的物质生活水平绝不弱于同期西方国家。因此，作为文化现象，我们还是需要从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探讨，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价值取向与哲学观念中寻求其深层根源。
    让我们还是从中西社会文化模式由以产生的源头谈起吧 ！
    大家知道，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成生存于海岛、半岛之自然环境中，但同样生于海洋环境的其它民族并没有产生希腊罗马式的古文明。对希腊罗马文明生成来说，临海的生存环境促使对外贸易的发展固然是其重要的经济因素，而更重要的却是它借助地理优越条件直接汲取古代东方文明（古埃及、希伯来文明）成果并选择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民主的城邦制。这诸多希腊罗马文明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又反过来铸成了希腊罗马人外向型性格，决定了他们对于开拓冒险精神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尊重。与此同时，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现象、对人性本质的执着探求，使西方哲学形成的主客体分离、对立的本体论和对形上精神世界执着探求的认识论传统。而在其间融入的希伯来宗教文化中，上帝取代或驱逐了诸神，所有自然现象都被去掉了超自然的特质，所有人都是上帝的臣民。这种文化客观上又为西方科学观念、自由民主精神提供了思想条件。这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以肯定人性自由、肯定自我创造价值为内涵的西方审美精神的诞生。因为只有在主客体分离的宇宙空间里，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人性的伟大、自由的价值，体验到属人的本质的美，人类才能执着地追求这种美。
    而源于生于内陆腹地的中华民族，由于以农耕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又由于与异质文化处于隔离状态，再由于自奴隶社会以降的封建（"分封建制"之"封建"）统治制度，自然铸成了中国人的内向型性格，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传统的重视和对礼仪规范、宗法道德的尊崇，并由此形成了所谓崇尚群体伦理、抑制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与之相适用，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几乎从没有脱离人事的形上思考，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将"天文"纳入"人文"规范，以人为中心、为本体，"知性则知天"（孟子）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就从来没有真正的主客分离，也没有超越物质世界的形上精神。中国文人借物比德、寄景托兴，所比兴抒发的也都是政治道德人伦理想，既不是对纯自然的感怀，也不是人类博爱精神。这使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以肯定人性本质为内涵的纯粹审美精神，也没有充满类自豪感的博爱精神，更没有体验这种人本博爱精神的审美文化空间。
    正是这两种差异显著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哲学精神、审美特征，决定了西方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节庆主题、节庆氛围与节庆内容。在尊重个性自由的西方文化模式中，在具有人类博爱精神的西方民族中，其民俗节庆活动，正好提供了一个解放和张扬个性、表达博爱精神的文化精神时空。这是西式狂欢节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即便在宗教节日中，表面上人们是在皈依上帝（神）、尊从传统，实际上也是在与整个人类或宇宙精神进行沟通交流，体验属人的自豪感。这使得他们的节庆审美文化活动充满着人本色彩，具有超越物质的精神狂欢特征。与此相适用，其节庆活动便不是以满足物欲或躯体刺激需求为主，而是以精神性娱乐活动为主了，譬如举行盛大舞会、音乐会等等。
    而在中国传统节庆活动中，情况则不同了。由于受伦理文化模式及礼仪规范的束缚，各种节庆本身就承载着凝聚群体的价值功能，而中国人又天然缺少人性自由概念、缺少超越伦理关系的"类"意识，因此，中国的节庆便根本无法形成个体精神解放的狂欢气氛。譬如春节的拜年活动，其本身便是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它的结果也只能是强化宗法伦理对人们心灵的制约。因此，中国人过年时，唯有儿童可以狂欢，年岁稍长一些的人，由于戴着沉重人格面具，时时注意克己遵礼，循轨蹈距，乐而不淫，使节庆活动成为宗法文化活动的延续。包括节庆娱乐活动，或是有宗法组织的（如赛龙舟等等），或是有相应社会主题的（如放鞭炮等等），都是循礼而乐，与西方陌生人之间狂欢聚会决然不同。实际上，即便中国节庆中的物欲享受同样有着强化血缘文化的功能，被赋予种种抽象的宗法伦理名堂，诸如饺子、汤圆、月饼，无不有着亲情团圆的说法。这使中国人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践履了道德义务，完成了节庆主题。晚清腐儒陈季同，虽充满阿Ｑ精神，但他认为"我们的娱乐取决于我们的道德和哲学观念、以

及政治和社会的看法" 却是切中肯擎之言。
    正是由于"形而中"的宗法礼仪规范的约束，由于"形而上"的精神解放空间被阻塞，中国人对节庆渴求的能量便只能向"形而下"释放，只能在被赋予伦理意义的吃喝玩等物欲享受中寻求欢乐，而在贫瘠的生存环境中，这恰好能给人们带来足够的幸福感，使节庆充满了节庆气氛，这就造成了以物欲满足为主的节庆内容，形成了物欲化的世俗审美文化倾向。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城市中，尽管市场经济观念早已将传统伦理观念革除了，人们也早已从宗法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但由于缺少现代人文文化的支撑，国人却依然难以在短期内将这种以满足物欲为主、以巩固宗法伦理为旨归的节庆进行改造，使之真正成为张扬个性、体验人性伟大的精神时空。这样，一旦个体物欲需求淡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目标弱化，中国的民俗节庆便只剩下一个民俗空壳，真正的节庆"味道"便必然迅速丧失掉。 

    四

    至此，我们便可回到季老提出的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并反拨某种流行的文化和美学观点了。包括季老在内，中国许多学者一直以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而自豪，以中国的精神文明而骄傲，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救黩西方文明的世纪。但细一分析，这些大都是阿Ｑ式的理论乌托邦。
    其实，所谓的"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的说法本身便是有问题的。以笔者愚见，它只是19世纪末陈季同之流的腐儒为对抗西方文明而"精神胜利法"的产物，其背后有一个符号陷阱。即他们所说的精神文明，只是指中国的伦理哲学和宗法道德文明。以这种精神文明为尺度，西方自然无法与东方抗衡了。但这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精神文明，西方同样有其精神文明，即人文哲学、科学理性和公共道德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恰恰是其发达的物质文明的生成条件。而中国持续数千年的精神文明，却并没有促成中国的现代物质文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伦理至上的"文明

《试论中国世俗审美文化的物欲化倾向(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