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和自由主义传统及世纪末文化纷争
可悲的是，中国社会但历来把私人生活空间挤压到逼仄的地步，特别是“文革”时期，个人权利和私人生活遭到堂而皇之地肆无忌惮的践踏和侵犯，在公共生活领域恶性膨胀之下，私人生活空间几至荡然无存，当个人的生活被“公共化”之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不复具备存在的土壤，自由无从谈起，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以“革命”、“解放”、“捍卫”、“打倒”等一整套语码系统大行其道，个人也就被淹没在这些权威话语中。王小波对“文革”的种种记忆刻骨铭心，对青年时代被设置的生活和命运，他有种形象的说法：“我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的确是算草纸，可以拿来乱写乱画。”（122）
王小波在他的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把公共权威对私人生活空间的践踏、侵犯作了生动的描写，无休止的传唤、审讯、批斗、写检查、认罪占据了主人公的全部生活。自由最大的敌人是滥用的权力，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会服膺艾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溃。”权力 的淫威、暴戾，个人在权力之网中的弱小无力，孤苦无告的非人境况，是王小波非常热衷表现的一个小说主题，《白银时代》系列、《2010》、《黑铁时代》，在这些小说中，与个人所能遭遇到的外在的强制性压力，已经减少到了最低程度的自由境况相反，外界的权力体制对个人的蹂躏、戕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此，自由也就成了陌生的、被遗忘的字眼，读者由此可看出王小波对自由的强烈渴念。王小波在私人电子邮件中曾言：“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职业革命家，我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公民，并且为之骄傲。……我无法逃避（因朋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造成的）内心的痛若，因为对朋友的伤害就是对我，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如果人不能保护自己，也无力帮助朋友，又怎能奢谈拯救全人类？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尊严，像一只猪，谁又需要他去救助？”（123）这番话是其小说的很好注脚。
自由观念在西方有两个思想渊源，一个是英国经验主义思潮，一个是欧陆理性主义思潮，柏林就是据此将自由观念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后者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自由意谓“去做……的自由”，立根于理性意志而追求理想目标，因而常与乌托邦、极权暴政相联（如法国大革命），因为理性的意思，就是认识事物地真相，而真相只有一个，答案也只能唯一，在其本质上便是一元论，那么，信奉“积极自由”的人，总想把权威（知识的或政治的）握在自己手里，以证明真理在握，并进而制定社会或个人的统一的生活模式。“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差异在于：一个认为自由的本质在于自发性和没有强制，另一个相信只有追求并达成一个绝对的集体目的才能实现自由；一个坚持社会是有机地、渐进地、自发化的，另一个则主张理性地建构、设计社会；一个倾向于经反复试验而积累起来的试错过程，另一个则偏爱一种强行实施的单一固定模式。
从中国现代史上看，“五四”启蒙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英美经验主义到欧陆唯理主义的思潮流变过程。《新青年》早期自由主义思潮是法兰西传统与盎格鲁传统交叉融汇、双流并进的思想过程，但其主流和其基调却是英美自由传统。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思潮的转换，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进程，“五四”之后的社会改造热潮中，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绪日渐高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凸显了自由主义与乌托邦社会改造道路的分歧。信奉英美自由传统的胡适在思想上倡导实验主义哲学，在政治上主张渐进式改良主义，他认为，文明进化不是笼统的而是一点一滴完成的；李大钊是主张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通过俄国式社会革命而根本解决。这场论争以德俄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告终。从此，启蒙运动从经验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此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以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救世精神参与了中国激进的焦虑的社会改造工程，并品尝了其间的苦果。因此，顾准将其文稿定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此处的理想主义意指被意识形态毒化的、建构理性的理想主义。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数十年来“激进主义神话”的反拔，这是万马齐暗的时代里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在顾准倒下的路途上，王小波从沉默中走出来。他说：“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124）自由主义者是信奉多元化的，王小波在他的小说、杂文中鲜明地表达了对整齐化一、呆板机械的生活的厌恶，他多次引证罗素的观点：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或许下面这段朴实的话语可看作他的生活观念和理想：“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獾比徊蝗菀祝??馐俏ㄒ坏南Ｍ?！保?25）
在王小波的文章中看不到高深晦涩的自由主义学理和系统的思想主张，但他丰富敏感的经验理性，洞若观火的感知判断，质朴率真的文字，都传达出一个纯正的、本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立场。王小波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这一风格的价值不仅在文学上，对思想学术界也是一副清凉的解毒剂。更认人敬佩有加的是他独特的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方式，它表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缜密的学理，更是一种身体力行、勉力为之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迈入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全面启动，中国进入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社会消费化、知识分子80年代的理想激情、启蒙话语、广场意识退潮，思想文化界短暂的同盟在政治权力、社会转轨的合力下，
经济利益、文化资本再分配，统一战线分崩离析，文化人从各自的社会政治立场、思想学术背景出发，挑出了各自的旗号：文化保守主义（国学）、道德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众说纷纭的“主义”思潮为争夺话语权、话语空间，必然发生或激烈或平和的争鸣、交锋。在这世纪末的文化纷争格局中，由于自由主义温和、理性的态度，在中国长期受压制的历史命运及贫乏的本土思想资源，使其在与其他话语竞争时处于劣势。自由主义的社会理念追求的是“自发秩序”，一旦实现这一秩序，社会就会进入自为的良性状态，但若想进入这种秩序，又必然有一个积极争取、倡导、实践的过程。
王小波以其深刻的见解、敏锐的辩才、犀利的文笔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学者即便以学理语言、逻辑推演费尽万言往往不及王小波一篇杂文随笔更直接、适时、有力，他为自由主义争取话语空间之功甚大。他的杂文《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文化之争》、《“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极端体验》、《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理想国与哲人王》、《东西方快乐观之我见》、《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百姓·洋人·官》、《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驴和人的新寓言》、《关于崇高》、《虚伪与毫不利已》等等，就是对上述一些思潮的回应、反驳。
90年代的国学热、儒学复兴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知识界影响甚大，鼓吹此类思想的人视传统文化为亘古长存的不变法宝，翘首企盼中华文明拯救世界、君临天下。“五四”先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且不必说，70年代伟大思想家顾准曾言：‘要确定科学与民主，必
《王小波和自由主义传统及世纪末文化纷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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