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和自由主义传统及世纪末文化纷争

王小波的名字是和自由、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用短暂的一生表明了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承续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而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在当下的中国不仅具有学理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除文学评论家外，思想界社会人文学者纷纷著文评说王小波的原因。王小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美国的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可看作他的最后遗言：“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 ，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一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108）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亦有言：“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109）

    何谓“自由”？从外在的社会环境言之，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所能遭遇到的外在的强制的压力，已经减少到了最低程度的情况，从主体而言，一个人只有在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价值有清楚的自知的时候，才能享有自由。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的存在本身乃是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任何政府、社会组织或别人的手段，所以每个人都具有人的尊严，而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就必须建立民主和法制的制度。

    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自由主义的思相是从康梁时代开始的，但直到“五四”时代，中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蔡元培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胡适倡导人权、宪政。迫于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对探讨古典自由主义深厚学理资源感兴趣，而是想用它设计出一套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改革方案，40年代，一批实践的自由主义者掀起了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制宪救国运动，人权运动等），试图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把自由主义思想付诸实施，但内战爆发，自由主义经过一次短暂的告别演出后，在中国大陆消声匿迹了。正如王小波所言：“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代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良知和灵魂的顾准，他在70年代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迸发的思想火花只能是燃烧的地火，在他逝世近20年后，才得以昭示于众。王小波说；“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110）他还曾言：“我的一生都在抑郁中度过。”（111）当王小波终于打破沉默，按照自己内心对生活的理解自由发言时，他却遽然缄口不言，令人扼腕。

    大约在80年代末，自由主义开始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成为文化讨论的话题，知识界掀起了重评胡适和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潮流。在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淡化，文化多元化，自由主义开始名正言顺地浮出水面，90年代思想文化界有三大热点：阵寅恪热、顾准热、王小波热。

    1995年底，《阵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在知识界掀起了一股“陈寅格热”。阵寅恪以其遗世独立的高贵人格和艰难曲折的文化苦旅，为知识分子树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被称为“学人魂”。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巨大魅力，他本质上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坚守着中国本位文化立场，他是一个文化遗民，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守灵人。但他身体力行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又与古典自由主义暗合，有人从自由主义学理入手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探幽发微，指出如果说陈寅恪是保守的，这种保守也是对自由的保守。（112）这至少说明一个文化立场上的保守主义者可以同时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可以避免以邻为壑，携手共进。陈寅恪和王小波在精神气质上有很多共通之处，（113）有趣的是，王小波对陈寅恪把毕生精力耗费在一本关于弹词的书《再生缘》上，评价并不高，这似乎忽略了陈寅恪因严酷的政治环境、生存环境之故，寄意玄远之旨。

    从目前看来，“顾准热”持续的时间最长，在知识界引起的思想震憾最大，《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的陆续出版，他的思想也越来越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所知，人们纷纷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语句评说顾准：“幸亏有个顾准”；“你无法不面对顾准”；“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其中，李慎之的一番话可算作是总结性的点题发言：“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114）顾准是百年历史下半叶数十年硕果仅存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正如约翰·穆勒所言：“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评说90年代的王小波，70年代的顾准自然就成了自由主义的当代传统。以1997年王小波猝死及《时代三部曲》、《我的精神家园》的出版为标志，社会上迅速掀起了“王小波热”，这股热从文学界、思想界波及到一般读者，其数种版本的作品集销量甚大并随之出现不同版本的盗印本足以为证。

    如前所述，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王小波在他的多篇杂文中对此多有论述，在他看来，环境脏乱、火车拥挤、社会秩序、饮食卫生、生活观念与方式往往归结到个人的尊严问题。“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115）他据此认为肝炎病毒携带者卖熟食就抛弃了个人的尊严。对一个一辈子乐于在垃圾、大粪中讨生活，而从未想到过试图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老师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后自已会变成一堆垃圾、一桶屎。”（116）这样的生活有何个人尊严和价值可言。他还深入到这种生活背后的文化作用力，指出：“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117）

    在所有关于“自由”的定义或阐释中，I·伯林的界定是被广泛接受的，他把“自由”的概念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情，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118）他还把这一概念简化为“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消极自由”事实上区分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种领域，而为个体

保留一个不容国家、政府或其他权威、抽象理念任加干涉的广大私生活范围。从王小波一生看，他无疑持的是“消极自由”态度，并且在积极的意义上，站在私人生活领域（也即他所言的“阴界”）拒拆公共生活领域（也即他所言的“阳界”、“话语圈”）中的公共权威对个人生活的侵犯。“消极自由”并非简单地按字面理解的“消极逃避”的犬儒主义，而是有着极强烈的现世的战斗品格。王小波对以天下为已任的人，对喜欢灌输思想的人，对喜欢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对喜欢做价值判断的人，有种本能的反感，他说：“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119）“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120）尤其是如下的话看出

《王小波和自由主义传统及世纪末文化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