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操纵
的确，电子传播媒介形成的权力是难以抗拒的。人们发现，电子传播媒介时刻在阐述一套完整的观念：国家，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理想，幸福，正义，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阐述并非某种生硬的、甚至不无强制性的宣读，电子传播媒介无宁说是利用一系列特定的符号驱使这些观念布满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角落，甚至让人们习焉不察。所以，劳拉·斯·蒙福德十分感叹电视阐述主导意识形态的完整机制："它们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和体验，发挥着一种温和的效力，其构成方式复杂之至，以至于抵制和颠覆都难之又难。"（4）电子传播媒介几乎完全占领了人们的休闲时光，一些理论家甚至将休闲时光称之为"电视殖民"，（5）这决定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人们生活的控制程度。因此，没有人有理由继续无视一些至为重要的问题：电子传播媒介根据什么原则运行？谁是电子传播媒介的主宰？谁有权力提出或者规定电子传播媒介正在阐述的一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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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多数人仍然对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称道不己。这是语言的解放，也是知识权利的开放。引车卖浆之徒的声音赢得了发表的机会。这无疑是文化民主的先声――这意味了引车卖浆之徒有机会了解以及参与一向由精英阶层把持的国家事务了。现今，人们还是沿用相仿的理由肯定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由于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传播功能，大众可能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空间搜索信息，自我表达。只有置身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号区域之内，人们才可能实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梦想。另一方面，电影、尤其是电视传播的影像符号甚至比白话文更为通俗生动。不识字的学龄前儿童可以轻而易举地领悟影像符号的结构及其涵义。
然而，更多的人聚集在电子传播媒介周围不等于说他们可以平等地共享这个强大的传播体系。与白话文不同的是，电子传播媒介不是民间的产物。个体无法像市井闲谈那样自由地操作这个庞大的系统。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和管理依赖于大量的资金和专业人才。因此，社会学的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的背后隐藏了多重的权力关系。除了权力机构的插手，投资者、技术人员和设计、主持节目的知识精英分别拥有一个支配的辖区。自从话语权力这个概念渐为人知之后，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发言者显然被视为话语权力的化身。尽管来到人们面前的是演员、节目主持人以及导演、制片人，但是，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他们自己的意志。许多时候，他们是多重权力关系的形象代理。也许，对于电子传播媒介可以这么说，话语权力是其他多种权力的汇聚之处。公众面前，演员如同某一方面的楷模，主持人保持了高瞻远瞩的姿态夸夸其谈；然而，他们的形象之中已经凝聚了多种权力的份量。反过来也可以说，多种权力的所有者均可以借助话语权力赢得一份回报。投资者利用话语权力回收利润，政府利用话语权力宣谕主导意识形态，如此等等。诚如福柯所告诫的那样，人们不该忽视"公众舆论产生的真实条件，公众舆论的’媒介’，陷在权力机制中并以报刊、出版及以后的电影和电视形式出现的物质性"；福柯看来，媒介必然在经济和政治利益支配之下工作，人们必须时刻考虑公众舆论的物质和经济构成。（6）所以，考察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时候，人们不仅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对于公共空间的介入，同时还要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本身正在形成另一个坚固的权力中心。如果说电子传播媒介召集大众和呼风唤雨的能量是无可比拟的，这丝毫不是夸张之辞。分析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巨大威望之后，戴锦华及时地发现了这种威望喻示的另一种权力：
当人们沉浸在"媒体介入社会生活"（或曰"舆论监督"）的社会进步进程之时，我们似乎忽略了若干相关的并且昭然若揭的事实：首先，是在工业、"后工业社会"，传媒早已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之一；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的兴起，与其说是搭乘上商业化快艇的社会民主化印证，不如说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媒介权力的获得。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媒所显现的空前的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彼此借重的结果。那破门而入、将不可见人的幽冥公诸于众的壮举，是对经典权力的冒犯；同时，使被冒犯者为之折服的，不仅是所谓媒介的力量（或曰舆论监督的力度），而且是媒介本身作为昔日权力工具所具有的、来自其从属之权力机构的威慑。这一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的相互借重，同时表明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发生，即当媒介借助经典权力（诸如政治或政府权力）而一路斩关夺将时，它不仅已然开始将经典权力转化为媒介自身的权力，而且成功地成为对媒介自身的资本及文化资本的累积和展示。再次，在所谓"官方／民间"的二项对立的叙述之中，我们不仅必然忽略了经典政治权力己非90年代中国惟一权力中心的事实（这里姑不论政治权力自身的演变），而且似乎可以因为记忆与现实中的权力／暴力，而无视甚至原宥新兴权力（诸如媒介权力）所显现和暴力特征。（7）
如果说，《焦点访谈》式的新闻评论节目更多地显示了电子传播媒介与传统权力机构的联手，那么，另一些节目――从肥皂剧、娱乐与游戏到故事影片――挑开了话语权力如何兑换文化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内幕。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批活跃于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
。必须看到，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与传统舞台之上的戏曲演员具有极大的差异。后者更像是传统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活动范围仅仅是某一个剧院甚至某一个村庄的舞台；他们依靠每一台演出收取报酬。他们的表演与体力劳动相差无几，以至于"戏子"是一个遭人歧视的职业。相形之下，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利用电波和机械复制挣脱了时空的限制。明星的一次表演可以被制作为无数份拷贝或者录像带、光碟，他们的电子形象将通过销售和传播网络扩散到全世界。事实上，表演仅仅是明星之所以为明星的部分原因，如同乔治·萨杜尔所描述的那样，明星的周围气氛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观众对于电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几百万张签名的照片来维系的，广告和宣传在这些偶象周围散布一种传奇的气氛。明星的恋爱、离婚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化妆品、住宅、他们所喜爱的动物，这一切在某些国家成了一般人关心和津津乐道的题材。"（8）明星崇拜无疑可以追溯到好莱坞的"明星制度"。20世纪之初，电影演员声誉不佳，他们通常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然而，特写镜头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特写镜头聚焦于个人形象，富有魅力的一颦一笑得到了无比详尽的表露。这纵恿了幻觉的出现：观众觉得自己与明星之间的距离已经取消，某种暧昧的想入非非若隐若现。拉康对于欲望的说法仿佛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电子传播媒介制作的影像符号无疑是对于欲望的巧妙投合。于是，电子传播媒介与商业之间的合作因为明星的中介而创造了不俗的业绩。"明星制度"的扩大终于让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制作是创造偶象的奇妙形式，强大传播功能可以轻易地让一个人身价倍增。于是，电子时代的演员和主持人迅速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他们所得到的远远不限于表演的片酬，明星崇拜产生的号召力可以让他们销售自传，或者重金受聘而充当广告之中的模特。这时，话语权力、文化资本与经济利益之间环环相扣的演进终于显露无遗。
& 《启蒙与操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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