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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操纵


nbsp;      这一切当然与绝大多数环绕于电子传播媒介周围的公众无关。通常,他们无缘进入电子传播媒介复杂的循环体系,染指这种循环产生的利益。他们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大量吞噬影像符号,从而招徕广告商。如果某些人试图发表一些独特的、甚至与电子传播媒介的宣谕相互矛盾的观点,或者试图更正电子传播媒介的某些不实之辞,这时他们才会察觉,自己与这个强大的传播体系之间距离得多么遥远。他们的声音不可能抵达演播室和录音棚,这个貌似大众聚会的空间无法任意进入。个人的喉咙不可能与众多精密的仪器抗衡,正像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中所说的那样:"答辩仪器尚未开拓出来,私人没有发射的电器设备和自由"。(9)这种无助和无力的境遇恰恰是一个反衬――反衬出电子传播媒介已经拥有了难以挑战的威严。更大的范围内,这种对比悬殊的关系还将出现于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

3

           安德森曾经提出一个影响广泛的论点: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10)他深刻地阐述了印刷文明与这种想象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安德森曾经以小说、尤其是报纸为例说明印刷文字作品如何协同社会时间及空间的想象能力,人们如何因为报纸版面的共时框架和统一的阅读仪式而彼此认同。愈越了亲身晤面的社交圈子之后,母语即是人们之间最为牢固的联系链条。尽管语种与民族国家之间互不重叠――例如,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能容有多种语言,或者相反,多个民族国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的现象还将引向更为详尽的分析,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安德森有力地揭示了印刷和文字符号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产生的中介意义。现今的全球化语境之中,特定的语言仍然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可是,电子时代会在多大程度上沿续安德森的分析?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符号如何保持民族国家的主题?如果将电子时代称之为后印刷时代,如果说这时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利益单位,那么,人们是否必须考察这个问题的反面:电子传播媒介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印刷和文字符号制造的"想象的共同体"?
           问题迅速地积聚到影像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的差异。影像符号的复盖范围远远超出了文字符号;这意味着,影像符号有力地冲决了围绕文字符号的想象共同体的边界。文字符号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意义被削弱了。一个中国的汉族人可能不懂英语、德语或者俄语,但是,他完全可能看得懂美国、英国、德国或者俄国的电视剧。许多电影导演均持有这种共识:一部完美的电影不必过多地求助于话语,影像符号结构必须有超出言辞的表意功能。卫星电视出现之后,海关无法有效地封锁另一个国度的电视节目;人们可以自如地了解异国他乡的山川名胜、人情世故、起居饮食与消费趣味――换言之,电子传播媒介为观众开启了一个超远远出母语复盖区域的崭新视野。因为语种不平等而产生的不快消失了。人们可以在崭新视野之中重新想象一个远为广阔的空间,想象国界之外还有大批不同种族的观众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同一个节目。按照安德森的逻辑,这意味着电子传播媒介正在为人们制造一个世界性的"想象的共同体"。或许,一些人正在理所当然地将这种世界性的"想象的共同体"视为现代性的必然结局――经济全球化指日可待,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预示了文化全球化的美妙前景吗?
           必须承认,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世界性"同质文化"的诞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是任何文字著作所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安德森建立于他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之上的结论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改。然而,这不一定是让人乐观的景象。电子传播媒介击穿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壁垒,多种形式的文化在全球范围之内敞开了。尽管如此,这并不是世界文化大同的来临。人们可以在许多场合察觉,一如后殖民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民族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霸权与歧视、压迫与反抗关系仍然在电子传播媒介之中重演。换言之,开放是一个事实,"共同体"却是一个幻觉。全球范围之内,电子传播媒介上的争夺决不比经济领域温和。首先,特定的电子传播媒介毫不掩饰地褒贬不同的民族形象。如果系统地考察过好莱坞影片之中白人、黑人与亚裔人所承担的角色,人们肯定有意味深长的发现。相似的状况可以在电视肥皂剧之中得到证明。《急诊室的故事》曾经在美国年复一年地播映。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这部肥皂剧的角色分配与有色人种的歧视之间存在隐秘的呼应。《急诊室的故事》之中,只有两个纯正的白种人的错误与个人品质无关。专业精良的黑人医生与亚裔实习生显然具有人格的缺陷。这方面的例子如此之多,人们无法以偶然的原因予以解释。(11)当然,更多的时候,电子传播媒介之中民族形象的竞争与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一个事实:电子传播媒介创造的利润同时是民族国家经济总产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国家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抵制不仅是为了阻止"美国品牌"――例如富

裕、充满机会、活力、先进的科技,等等――的入侵,不仅"因为好莱坞电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形象与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现实生活极不吻合",而且,这种姿态还因为欧共体与美国之间近100亿美元的视听产品贸易逆差。(12)许多时候,多重的复杂竞争汇聚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形式之中:世界性的电影评奖。巨大的投资无疑是一种压力,因此,电影尤其渴望重大的奖项成为招徕观众的广告。这导致世界性电影评奖的角逐空前激烈。然而,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少数民族占据的评委席位十分悬殊,这无疑损害了多民族美学趣味的公平竞选。因此,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演艺人员开始有意无意地取悦人多势众的评委,即使像张艺谋、陈凯歌这个级别的导演也不得不屈从于西方中心主义强大压力。的确,电子传播媒介正在撤除民族文化的隔阂;可是,与文字符号产生的亲和力相反,电子传播媒介无宁说开辟了一个新的竞争空间――这些典型的"后殖民"故事可以视为印刷时代转入电子时代的一个历史性后果。

4

           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个主将――对于"文化工业"的严厉谴责已经众所周知。他们眼里,电子传播媒介无疑是维持文化工业的现代化机械。尽管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无缘了解计算机网络,但是,他们对于电影、电视与广播表示了不可掩饰的憎恨。阿多尔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集中揭示电视隐藏的"心理机械主义",(13)霍克海默不止一次地论证:电子传播媒介是个危险的工具――"在这点上,收音机和电影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的作用。"(14)
           人们可以从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之中看到,他们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他们发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已经愈来愈像工业产品。从相差无几的预制零件到熟能生巧的装配程序,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产一辆汽车相仿。用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话说,文化工业之中"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阿多诺曾经更为具体地解释说,"工业"这个词主要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扩散技术的理性化。他们感到了这种标准化文化生产的僵硬甚至粗野,并且发现了这种标准化背后的垄断:"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5)这个意义上,人们开始默认一个可怕的预设:工业式生产之下的文化主体已经被剥夺了多样性,活跃的文化主体沦为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
           这并非一些情绪激愤的夸张之辞。从好莱坞的电影棚到巴西的电视连续剧生产基地,这种生产模式已经轻

《启蒙与操纵(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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