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操纵

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文化工业兴起之前业己完成。在这样情况下，文化工业的兴起成为资产阶级上流文化，也就是现代经典文化的威胁力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现代化是随着电视而不是启蒙运动走向民众的。以媒介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启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经典传统文化的权威。新文化正是打着民众文化的旗帜崛起的。在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和权威都无法与启蒙传统的经典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相比。群众媒介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也就远没有它与欧洲经典文化那么紧张和对立。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当然，这种启蒙作用和由精英监护的启蒙是完全不相同的。（35）

           然而，即使赞同这种历史描述，人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个后续的问题：制造了新启蒙的电子传播媒介会不会在某些时刻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论证，这种危险一开始就潜伏在那里，几乎与启蒙联袂而行。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公正性迹近苛求，恰恰是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威力无可比拟。人们已经有过不计其数的教训：没有限制的威力时常是独裁的温床。今天，电子传播媒介在许多场合取代了传统的领袖。电子传播媒介发出号召，颁布权威消息，预测明天的历史，并且不失时机地与民同乐。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传统领袖从事演说的广场已经扩大到全世界。某种程度上，人们信赖电子传播媒介并不亚于信赖领袖。他们的仰视目光转向了电视屏幕和收音机。全球化的现实时常将人们抛入某种陌生之境；此刻，电子传播媒介主宰了人们的信息来源，成为导演大众的实际领袖。尽管观众或者听

众之间互不谋面缓和了集体性的狂热，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召集和动员仍然极为有效。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发现：形成群体的大众易于接受暗示，他们的理性急剧衰退而更多地坠入形象思维；大众无暇分析矛盾，辩明疑虑，他们更乐于注目夸张的、极端的感情，关心种种神奇的事件；严谨的论证对于大众无济于事，重复某些简单的辞句和意象是说服大众的卓有成效的方式。（36）这时人们可以看出，电子传播媒介恰如其份地充当了大众心理的引导者。种种混乱或者无序之中，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的意见无疑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弗洛伊德按照他的逻辑推断说，集体心理的凝聚力源于"父亲－领袖"的恐惧和膜拜；（37）现在，"父亲－领袖"化身为种种电子产品而无远弗届了。从主持人、导演、演员到制片人、剪辑、摄像、美工，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员都拥有一份超额的权力。只有他们是说明世界真相的使者。如果这些人与他们手里的机器均从属于某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电子传播媒介制造的启蒙会不会进入另一个陷阱？
           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模式，人们会迅速地察觉权力体系的存在及其强大的支配。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包括两种常见模式。第一，电子传播媒介被视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负责电子传播媒介的投资和管理，电子传播媒介自觉地充任政府的舆论工具。尽管电子传播媒介可能某种程度地容纳娱乐节目，可是，维持现有体制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始终是第一要义。这时，电子传播媒介从不回避它们对于国家权力的遵从。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宣传国家的声音。相对而言，第二种运行模式是将电子传播媒介视为某种必须赢得利润的产业。电子传播媒介所传送的符号即是一种商品。无论是造价昂贵的电影"巨片"、没完没了的电视肥皂剧还是独家采访的秘闻、故作噱头的"欢乐总动员"或者电子游戏机之中历尽险阻的过关斩将，票房价值与收视率乃是电子传播媒介终极目标。文化工业是这种运行模式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终将为这种模式提供远大的前景。然而，如果以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作为观察的例子，人们没有必要泾渭分明地分离两种模式--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两种模式的交错、衔接和过渡。
           许多人的心目中，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产生激烈的观念冲突。权力是对于个体的控制；市场的自由主义是对于权力意志的解构。这个意义上，市场时常被赋予解放的涵义。强制性的配送无法换取消费者的货币，市场即是允许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购买特定的符号制品。虽然人们的"需求"体系逃脱不了各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操纵――虽然掌握市场的时尚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资本构成了另一批无形的栅栏，但是，市场至少保证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换言之，第二种运行模式的权力只能潜在地寓于商品形式之中。在我看来，现今必须意识到另一种情境：某些时刻，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汇为一炉――权力可能在某些时刻谋求与市场利益共享；市场可能在某些时刻仰仗权力的庇护拓展规模。经过巧妙的包装和运作，某些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可能与市场机制融洽无间。我的记忆之中，1997年6月1日香港艺人柯受良飞越黄河壶口的电视现场直播即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柯受良对于驾车飞越种种障碍物的爱好可以形容为冒险精神的体现。这象征了人类向大自然重力的勇敢挑战。然而，电视为首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加盟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工业创造的神话。265米的跑道，性能卓越的白色三菱越野跑车，这个世纪科技制造出来并且经过精心测算的速度，卫视中文台1500万的赞助费，反复试飞制造的悬念，卫视中文台、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中国黄河电视台的联袂现场直播，现场竖立的一块大屏幕电视墙与造价200万元的巨型演出台，千余人表演的宜川胸鼓、安塞腰鼓和太原锣鼓，大批歌星同台献艺，以柯受良小名命名的"小黑子"纯净水作为相关产品隆重推出，计划出售定价50元的门票5万张，最后――也是压轴的关键一笔――据说这一切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大陆。（38）或许，人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传统的神话之中分析出更多的代码：冒险，英雄，美女，荣誉，科技，商业，民族情绪，爱国主义，如此等等。精心策划之下，电子传播媒介终于将一项无足轻重的个人冒险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并且制作为影像符号的商品供给不计其数的观众消费。无论怎么说，这一个案显示了电子传播媒介两种运行模式亲密合作的可观前景。? 蛐砣嗣强梢越?庵指霭甘游?桓鲋匾?募Ｏ螅喝绻?缱哟?ッ浇楸涑闪讼执?萍即楹现?氯??妥时救谖?惶宓牟?铮?敲矗?魏胃鋈硕嘉薹ê扯??募峁探峁埂?nbsp;  
           毫无疑义，电子传播媒介渴望大众的拥戴，这是电子传播媒介存在的理由和条件；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电子传播媒介给出的必定是大众所需要的。大众对于电子传播媒介忠心耿耿，大众已经无法想象取缔电子传播媒介的日子；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大众必定被训练为某种没有任何个性的零件。这两个推论之间隐藏了许多分歧、转折的可能。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无不按照自己的目的竭力实现其中的某种可能。可以肯定的仅仅是，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现今文化地图的重要坐标点。   注释：

（1）   参见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65页
（2）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的《后现代理论》第四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   转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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