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
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他曾说凡是有大学问出皆有一个大发现与之相伴随。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则有宋以来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晋时的汲冢竹简出土，"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故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一个史学隆兴的时代大抵是史料丛出的时代。王国维认为中国世纪初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指出史料新发现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甲骨文字。其二是流沙坠简。其三是敦煌写书。其四是内阁档案。其五是东方文字。而近年以来最大的出土则是甲骨文字。
民国6年(1917年)王国维写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运用地下发现与地上文献的双重印证，也即他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取得了重要成绩。《史记》中有《殷本纪》记殷祖先名号即所谓王统。司马迁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人，他根据什么知道公元前20世纪到前15世纪的事？可信何如？这是萦回在近世史学家头脑中的一个疑问，因此对其求证变得十分必要。王国维通过对安阳小屯甲骨辞的研究证实《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基本上正确的，又纠正《殷本纪》在殷祖先次序排列上的一些错误。王国维的努力，有力证明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甲骨学由此成为一门科学。
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此论认为，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的。周人之制度有异于商者，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二是庙数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他说，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这并是附会之语，而是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的。
《殷周制度论》论武王时例说，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以周公"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没有这样做，乃立成王而自摄之，后又返政于成王。其所以摄政，只为时局未稳，为"济变"也。他论定，由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
王论说传子之制的发生是历史的进步，其达到的目的就是"息"争，可以使社会稳定。"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语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
他考证中国宗法制度的产生原因在于：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两者生。商人无嫡庶之制度，故不能有只能国法，纵然有之，也是也不过是合一族之人奉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与小宗。"周人嫡庶之制，本为无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殷周制度论》。他又论丧服，其大纲有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思而无义，而丧服之统发生紊乱，所以殷以前的服制，即使也另成一个系统，但是究竟不如周制之严密。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具有极重要的社会意义，诚如郭湛波所云：王国维继考证学之续，由古籍至古器物。然后至甲骨文，而甲骨文"适为中国社会史之据"。
上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实证派，与胡适观点相近的傅斯年史料学派顾颉刚的疑古派。这三家实是一家，在批判传统，以实证与存疑论为工具怀疑古史方面思想一致。王国维有《古史新证》，此为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义。这部著作阐述研究古史的方法："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拟与疑古派在某些方面观点相近。但也有区别，他有以下一段话："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判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的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第四章中更议论云：商之先公先王既见之于殷卜辞，由是观之，《史记》所叙之商一代之世系，虽有小错其"大致不误"，总体可断。由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他进一步推断：而由殷周之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世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他还强调如下的史观，"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
总述以上，王国维终其一生，学术三变，介绍康德、尼采与叔本华思想于中国、开展宋元文学研究，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创获巨大。而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从事中国古史研究，成果累累，更誉满学界。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化是种群的根脉。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根源的探寻、求信与确认，于中国人确定历史认同，维护民族自尊，功莫大矣，也于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这是我们纪念王国维的最大的理由。至于王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矛盾，由此矛盾的不解而终至沉湖，也留为永世的话题，启人无尽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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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说凡是有大学问出皆有一个大发现与之相伴随。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则有宋以来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晋时的汲冢竹简出土，"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故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一个史学隆兴的时代大抵是史料丛出的时代。王国维认为中国世纪初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指出史料新发现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甲骨文字。其二是流沙坠简。其三是敦煌写书。其四是内阁档案。其五是东方文字。而近年以来最大的出土则是甲骨文字。
民国6年(1917年)王国维写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运用地下发现与地上文献的双重印证，也即他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取得了重要成绩。《史记》中有《殷本纪》记殷祖先名号即所谓王统。司马迁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人，他根据什么知道公元前20世纪到前15世纪的事？可信何如？这是萦回在近世史学家头脑中的一个疑问，因此对其求证变得十分必要。王国维通过对安阳小屯甲骨辞的研究证实《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基本上正确的，又纠正《殷本纪》在殷祖先次序排列上的一些错误。王国维的努力，有力证明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甲骨学由此成为一门科学。
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此论认为，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的。周人之制度有异于商者，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二是庙数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他说，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这并是附会之语，而是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的。
《殷周制度论》论武王时例说，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以周公"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没有这样做，乃立成王而自摄之，后又返政于成王。其所以摄政，只为时局未稳，为"济变"也。他论定，由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
王论说传子之制的发生是历史的进步，其达到的目的就是"息"争，可以使社会稳定。"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语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
他考证中国宗法制度的产生原因在于：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两者生。商人无嫡庶之制度，故不能有只能国法，纵然有之，也是也不过是合一族之人奉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与小宗。"周人嫡庶之制，本为无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殷周制度论》。他又论丧服，其大纲有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思而无义，而丧服之统发生紊乱，所以殷以前的服制，即使也另成一个系统，但是究竟不如周制之严密。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具有极重要的社会意义，诚如郭湛波所云：王国维继考证学之续，由古籍至古器物。然后至甲骨文，而甲骨文"适为中国社会史之据"。
上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实证派，与胡适观点相近的傅斯年史料学派顾颉刚的疑古派。这三家实是一家，在批判传统，以实证与存疑论为工具怀疑古史方面思想一致。王国维有《古史新证》，此为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义。这部著作阐述研究古史的方法："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拟与疑古派在某些方面观点相近。但也有区别，他有以下一段话："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判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的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第四章中更议论云：商之先公先王既见之于殷卜辞，由是观之，《史记》所叙之商一代之世系，虽有小错其"大致不误"，总体可断。由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他进一步推断：而由殷周之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世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他还强调如下的史观，"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
总述以上，王国维终其一生，学术三变，介绍康德、尼采与叔本华思想于中国、开展宋元文学研究，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创获巨大。而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从事中国古史研究，成果累累，更誉满学界。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化是种群的根脉。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根源的探寻、求信与确认，于中国人确定历史认同，维护民族自尊，功莫大矣，也于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这是我们纪念王国维的最大的理由。至于王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矛盾，由此矛盾的不解而终至沉湖，也留为永世的话题，启人无尽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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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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