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
鼓捣出后结构主义盛宴，这就 是文化研究的杰作。在把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全面挥霍殆尽的同时，文化研究就从后结构 主义里面死而复生——于是，文化研究就作为“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超级学科获取 长生不老的动能。文化研究是理论过剩和超载的产物，观念和知识终于全面战胜和压垮 感觉、领悟和判断的传统学术方法。文化研究这个起源于传统文学学科的超级学科，它 是文学研究的新生、哗变，还是自我颠覆?或者说，就像所罗门瓶子放出的妖孽，已经 完全失控了?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被称之为批评的黄金时代，传统的文学刊物突然让位于文 学批评。这是文学创作枯竭的时代，文学刊物不再对文学作品感兴趣，而是充斥着新派 的文学批评。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那里获得法宝的“耶鲁四君子”，把美国的文学批评 推到极致，德曼的细致精当，米勒的挥洒自如，哈特曼的酣畅淋漓，布鲁姆的奇崛绚丽 ，这些都使文学批评变得花样翻新，魅力四射。没有青年学生不受到蛊惑而顶礼膜拜。 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四处开花，一边在美国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学讲坛上踱着方步侃侃而谈 ，另一边在那些主流刊物上潇洒作文。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赛依德也是虎虎有生气，一 边是美国大学的知名教授，另一边当着巴勒斯坦的议员。只有他才敢于声授拉什迪(198 8)，并对“奥斯陆原则宣言”(1993)大加抨击。80年代的赛依德真是风光，他的思想方 法明显来自福科，也从德里达那里汲取养料。虽然他始终对德里达颇有微辞。大量的“ 左”派人文学者，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大学呼风唤雨，他们热辣辣的文风本来就具有 强烈的批判性，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现实与历史大打出手，这使他们的知识运 作，经常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左”派的文学批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区区文学( 的审美品质)怎么能容得下颠覆资本主义，挖出帝国主义老底的壮志雄心?文学批评加上 了“左”派的政治发动机，它必然要向“文化”(这是谦词)领域挺进。只有文化，这个 漫无边际的空间，这个超级的领域，这个巨大的无，才能成为美国校园政治的名正言顺 延伸的舞台。文学批评之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七八十年代走红，实在是“左”派激进 主义运动的改头换面。在80年代新保守主义当政的年月，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 “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茫茫黑夜里”——“左”派拿什么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呢?拿什 么来打发失败的光阴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激扬文字，用花样翻新、随心所欲的文学/文化 批评来指点江山更能保持体面。在那该死的冰冷的冷战时期，斯大林的镇压，古拉格群 岛，就是萨特这样的铁嘴钢牙当年也有口难辩，更何况80年代温文尔雅的“左”倾教授 呢?还是搞搞文学批评，从这里打开资本主义的缺口。想不到这个缺口向文化研究延伸 ，使得资本主义的人文学科异常火爆，大学课坛上高朋满座，都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栋梁 之材CEO。
如今，文化研究也如潮水般涌进了中国的大学，在全民都走完了奔小康的大道之后， 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脱贫致富，这使那些用人民币打造的“基地组织”(重点学科、研究 中心等)，也显示出穷人乍富的阔气。文化研究很快就成为新宠，成为新的学术利润增 长点。本来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学中文系，本以为在狂热的经济学、法律学抢购风中就 要走向穷途末路，却在文化研究中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化研究令人兴奋，它使90年 代初备受责难的西学，不再那么生僻冷漠。这些玄奥的理论知识，因为带有暧昧的政治 性，因为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与我们是那样亲近，那样容易合拍和协调— —它看上去就具有“本土性”，很快就有人会这样说。不是“看上去”，而是这就是它 的根本诉求。管它是谁的“本土性”，只要在谈“本土性”就行。文化研究就这样几乎 是天然地、合情合理地在大学学术中安营扎寨。它目前在中国虽然还只是蓄势待发，要 不了多久，它就可以收拾金瓯一片。只要看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 究》，印行了数册，影响颇大，创刊号在北京三联书店连续数月进入排行榜首前几名， 这就足以说明文化研究在青年学生中的号召力。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列入各 个大学的议事日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始转向这个方向。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 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 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 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是肯定的。出台后(走向文化研究)的文学肯定有所作为，向帝 国的历史、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向媒体霸权、向妇女的服饰、向边缘人群、向环保产业 、向IT网络等进军，文化研究真是可以四面出击，笑傲江湖，何等风光!这与守身如玉 ，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学研究的落寞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文学在哪里?在这里，我 们更加小心一点限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哪里?确实，现当代文学最容易倒戈，只要越 雷池一步，就可以进入旁门左道，其知识准备和思想方法，搞起文化研究正是得心应手 。
这正是我们要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动因所在。
当然，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是受 到既定的知识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时代的权力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间接影 响。学术规范只是处理本学科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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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被称之为批评的黄金时代，传统的文学刊物突然让位于文 学批评。这是文学创作枯竭的时代，文学刊物不再对文学作品感兴趣，而是充斥着新派 的文学批评。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那里获得法宝的“耶鲁四君子”，把美国的文学批评 推到极致，德曼的细致精当，米勒的挥洒自如，哈特曼的酣畅淋漓，布鲁姆的奇崛绚丽 ，这些都使文学批评变得花样翻新，魅力四射。没有青年学生不受到蛊惑而顶礼膜拜。 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四处开花，一边在美国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学讲坛上踱着方步侃侃而谈 ，另一边在那些主流刊物上潇洒作文。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赛依德也是虎虎有生气，一 边是美国大学的知名教授，另一边当着巴勒斯坦的议员。只有他才敢于声授拉什迪(198 8)，并对“奥斯陆原则宣言”(1993)大加抨击。80年代的赛依德真是风光，他的思想方 法明显来自福科，也从德里达那里汲取养料。虽然他始终对德里达颇有微辞。大量的“ 左”派人文学者，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大学呼风唤雨，他们热辣辣的文风本来就具有 强烈的批判性，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现实与历史大打出手，这使他们的知识运 作，经常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左”派的文学批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区区文学( 的审美品质)怎么能容得下颠覆资本主义，挖出帝国主义老底的壮志雄心?文学批评加上 了“左”派的政治发动机，它必然要向“文化”(这是谦词)领域挺进。只有文化，这个 漫无边际的空间，这个超级的领域，这个巨大的无，才能成为美国校园政治的名正言顺 延伸的舞台。文学批评之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七八十年代走红，实在是“左”派激进 主义运动的改头换面。在80年代新保守主义当政的年月，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 “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茫茫黑夜里”——“左”派拿什么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呢?拿什 么来打发失败的光阴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激扬文字，用花样翻新、随心所欲的文学/文化 批评来指点江山更能保持体面。在那该死的冰冷的冷战时期，斯大林的镇压，古拉格群 岛，就是萨特这样的铁嘴钢牙当年也有口难辩，更何况80年代温文尔雅的“左”倾教授 呢?还是搞搞文学批评，从这里打开资本主义的缺口。想不到这个缺口向文化研究延伸 ，使得资本主义的人文学科异常火爆，大学课坛上高朋满座，都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栋梁 之材CEO。
如今，文化研究也如潮水般涌进了中国的大学，在全民都走完了奔小康的大道之后， 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脱贫致富，这使那些用人民币打造的“基地组织”(重点学科、研究 中心等)，也显示出穷人乍富的阔气。文化研究很快就成为新宠，成为新的学术利润增 长点。本来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学中文系，本以为在狂热的经济学、法律学抢购风中就 要走向穷途末路，却在文化研究中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化研究令人兴奋，它使90年 代初备受责难的西学，不再那么生僻冷漠。这些玄奥的理论知识，因为带有暧昧的政治 性，因为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与我们是那样亲近，那样容易合拍和协调— —它看上去就具有“本土性”，很快就有人会这样说。不是“看上去”，而是这就是它 的根本诉求。管它是谁的“本土性”，只要在谈“本土性”就行。文化研究就这样几乎 是天然地、合情合理地在大学学术中安营扎寨。它目前在中国虽然还只是蓄势待发，要 不了多久，它就可以收拾金瓯一片。只要看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 究》，印行了数册，影响颇大，创刊号在北京三联书店连续数月进入排行榜首前几名， 这就足以说明文化研究在青年学生中的号召力。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列入各 个大学的议事日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始转向这个方向。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 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 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 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是肯定的。出台后(走向文化研究)的文学肯定有所作为，向帝 国的历史、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向媒体霸权、向妇女的服饰、向边缘人群、向环保产业 、向IT网络等进军，文化研究真是可以四面出击，笑傲江湖，何等风光!这与守身如玉 ，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学研究的落寞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文学在哪里?在这里，我 们更加小心一点限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哪里?确实，现当代文学最容易倒戈，只要越 雷池一步，就可以进入旁门左道，其知识准备和思想方法，搞起文化研究正是得心应手 。
这正是我们要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的动因所在。
当然，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是受 到既定的知识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时代的权力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间接影 响。学术规范只是处理本学科知识的
规则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交 互作用。就历史情况而言，并没有一个纯粹的文学学科存在，哲学始终就直接影响文学 学科。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说明文学研究学科的包容性。不用说儒家、道家学说 渗透进文学，唐宋文学受佛教影响，文论也脱不了干系。在西方，柏拉图的思想阴影从 来就没有离开文学领域，而文学批评更经常出自哲学家手笔。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 出现是近代的事，更准确地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学出现哲学和文学批评教席才成 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英语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借着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情绪才走向兴盛的。尽管“新批评”是迄今为止最为纯粹的文学 批评，但批评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新批评”首先是宗教(艺术宗教)，是诊治混乱现实 的济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学与审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更不用说，它确实是政治伴生 物。现当代文学学科实际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变种，现代文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 不过是在充分的政治阐释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当代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政治附庸的地 位。因此，要指望其他门类或学科的知识不要侵入文学学科，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 。因为这种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纯粹的文学 《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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