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

绝　　关于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声一直在当代中国的各门学科的门前徘徊，此一时，彼一时，  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人们莫衷一是却又并  不死心，当代学术在寻求规范的焦虑之下，艰难地走着自己的路。规范的确立之所以困  难，在于规范被打入了革新/守旧，主导/边缘，东方/西方……的楔子。规范并不单纯  是学术的体例、范式、秩序、纪律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思想趋向  和意识形态。学术规范一直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话语，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学术  规范的讨论，其实是带着很强的时代意识形态印记。
　　实际上，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在“文革”后的当代思想氛围中，至少就进行过三次  。第一次是关于“新三论”的方法论讨论。文学理论界(随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  始从自然科学那里寻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来建立理论模型。实际上，在当时的历  史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主导统治地位，学术探讨研究都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展开研究。长期如此，对于那些马列主义没有学到家的人来说，就  显得力不从心，其学术视野势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又不能越雷池一步，乖巧的人  就想另辟蹊径，借助现代化时代潮流，几乎是病急乱投医般地向“新三论”乞灵，无意  中引起强烈反响。那是一个急切寻求变革突破的时代，任何新奇怪异的东西都会引起轰  动。“新三论”热闹一时，并未在当代学术中扎下根，单纯的方法论，而且没有一整套  的知识渗透，当然不可能引起当代理论与批评的深刻变革。
　　第二次的学术规范讨论稍微改变了一下形式，这是80年代后期关于重新审视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的倡议。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写的  长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显然是对现存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规范展开质疑和批判，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的叙述模型。随后不久，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辟专栏，提出  “重写文学史”的纲领，对现当代文学领域产生强烈冲击。这些观念和愿望无疑都是寻  求新的学术规范，摆脱原有的受意识形态严格束缚的思想体系，把文学叙述转到文学自  身的审美规律上来。在这些理论召唤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并未见出有多少惊人  的成果，根本原因还在于，规范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观念和知识的更  为深入全面的更新。
　　第三次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虚有其表，它看上去像是一代人深思熟虑大彻大悟的结果  ，其实则是迷惘、彷徨中的应急举措。在90年代初的特殊的历史氛围中，青年一代的学  人反思80年代学风，认为某种历史情势的造成，是因为80年代西风太盛，浮躁、激进的  学风所致。反思的结果却是要将对思想的狂热转向冷静的学术史梳理，于是对近现代学  术大师(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劢等)行膜拜之礼。有关的论述登载在由汪晖  和陈平原主编的《学人》杂志第2、3期上。事实上，关于这一次的学术规范讨论汪晖并  没有作更多的表述，但他后来的改弦更张却显得顺理成章。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初，形势似乎显得严峻。这一次虽然没有人站出来疾呼规范之类的  问题，实际则是规范真正受到挑战之日。这种挑战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新左派”学人  的造势；其二是文化研究开始盛行。
　　“新左派”学人虽然队伍并不庞大，但影响日盛，追随者甚众。不管汪晖本人是否承  认他是“新左派”，但学界普遍认为领军人物非他莫属。汪晖无疑是90年代以来出现的  最优秀的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汪晖在梳理现代文学那些深层次问题时，转向了现代学  术史，由此进入了近代学术史。看上去像是承接了90年代初反思的那种立场，实际上，  汪晖的学术史研究压抑不住他的思想史热情。在那些繁杂得无边无际的概念清理中，汪  晖实际卷入了近现代思想史的起源与转折的艰难辨析。汪晖离文学越来越远，影响却越  来越大。这两者是巧合，还是说本该如此?汪晖最后干脆涉猎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他的  思想显示出中国学者少有的博大精深。摆脱了文学的汪晖就像行空的天马一样，这对于  年轻一代的文学从业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美妙动人的比喻。死守文学界的人们再痴呆  也会意识到，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要使自己变得更有作为，惟一的方式就是  像摆脱一个丑婆娘一样摆脱文学。尽管汪晖的选择是他个人学术轨迹的有序延伸，但历  史却把他造就成榜样式的人物。被潮流放大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姿态和  方式。
　　“新左派”的学术风格无疑深刻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的文学研究受到轻  视，文学再度成为思想史佐证的材料。在更多情况下，做材料都不配了。文学的社会学  研究的疆域被拓宽到政治批判领域，在这里，态度和立场经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  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  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没有任何理由怪罪“新左派”的学  人们，更没有理由对汪晖求全责备，就他而言，以他的方式他做得很完善。问题在于，  如此局势底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趋势向何处去呢?什么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有  活力的动能呢?
　　另一方面，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文化研究近年兴起于欧美学界，席卷了各个学科。  以至于杰姆逊不得不称之为“超级学科”。大学人文学科的传统分类界线正在被打破，  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历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传播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系，  都被卷入文化研究的圈子。传统学科的分界标准正面临解体，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也正在  消除壁垒。文化研究的盛行得力于后结构主义理论被广泛接受，在后结构主义体系内(  假定它有体系，并且有疆界和内在分别的话)，各个学说之间并不

能相互兼容，它们确  实有某种共同性，但不能通约。在德里达和福科之间，在福科与拉康之间，在巴特与德  留兹之间，分歧有时大得惊人。但在后结构主义之后，人们可以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德  里达的解构主义、巴特的符号学、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拉康或德留兹的后精神分析学、  以及“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女权主义……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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