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

猜疑和敌视，城市似乎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城市生活　方式被看作是销蚀无产阶级斗志、与无产阶级抗衡的武器。以被当时评论界极力推崇的　两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例。《千万不要忘记》中，电机厂　年轻工人丁少纯，比较讲究吃穿，借钱买毛料衣服，下班打野鸭，这些城市年轻人的日　常生活行为是已留存不多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残余，但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却让人如　临大敌，被当作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严重事件，被看作是应当千万不要忘记的阶级斗争　的具体体现；《霓虹灯下的哨兵》则是把上海繁华的南京路描述成危险的境地，处处埋　伏着糖衣炮弹，无产阶级稍有疏忽，哪怕只是扔弃一双破袜子，就有可能被资产阶级侵　蚀俘虏。“霓虹灯”象征资产阶级，“哨兵”象征无产阶级，仅凭这二元对立的剧名，　就可体味到作者的猜疑与隔膜心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十七年很多文艺批评者眼中，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城市文化　孕育、催生的人文景观、生活方式、思想感情都是陌生的、颓废的、异端的、具有危险　意义的，都应予以否定与摈弃。在政治屏蔽一切的时代背景下，批评者缺乏其他的思想　资源与话语体系，都也仅仅只能从政治的角度去判定、去结论，他们运用政治术语去加　以框范，运用政治标准去衡量，运用政治批判去加以否定，直至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文学　批评思维定势。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心态的隔膜，由隔膜产生的猜疑，由猜疑产生　的排斥，由排斥产生的在政治上予以扫除的决心，由这种决心催生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文　艺批判运动。
　　二、文化环境的变化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影响
　　文学是文化的精粹表征，是一国国民思想、精神、感情、情绪的综合载体。反之，文　化是孕育文学的母体，其对一国或一民族的文学的影响也是深远且巨大的。文化环境的　变化，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化主体发生的深刻变化，自然会对文学面貌产生直接乃　至决定性的影响。建国以后，文学创作所倚赖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　以下三点：第一，建立了高度统一且具有权威性的文艺组织，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与中　国作家协会。全国的作家艺术家被高度地组织化和行政化，多元化的创作观念和文学活　动归为一体，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理论得以全面迅速地贯彻执行。　文联和作协的成立，为管理和指导全国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和批评，为新的思想艺术理论　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第二，在解放区文艺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国作家艺　术家应予遵循的文艺创作总方针，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经验被作为文学方向和衡量　文艺创作成功与否的尺度，全国的文艺创作被纳入一体化的轨道。第三，作家艺术家的　构成发生了“整体性的更迭”，“与‘五四’及以后的作家多出身于江浙福建(鲁迅、　周作人、冰心、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夏衍、艾青、戴望舒、钱锺　书、穆旦、路翎等)和四川、湖南(郭沫若、巴金、丁玲、周立波、何其芳、沙汀、艾芜　)不同，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出身以及他们写作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大都集中于　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它表现　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　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变化。这会提供关注现代文学中　被忽略的领域，创造新的审美情调的可能性，提供不仅从城市、乡镇，而且从黄河流域　的乡村，从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的视域”[5]。这　一点很重要，“从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的视域”，　是这部分作家、批评家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和成果，十七年里文艺界发生的每次批判运　动也几乎都是由他们构成主体力量。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有　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作家艺术家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较之建国前也有了大幅　度的提高，为作家艺术家全力投入文艺创作提供了稳定的保证。但从十七年的文艺创作　实践分析，也存在不足和局限。比较明显的就是由于将极具个性的、多元的文学创作观　念和文学活动用同一的文艺理论与审美原则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标准，这就造成了很多　文化价值取向单一的文艺作品。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来自黄河流域广大乡村的作家艺　术家，与新文学时期西南和东南沿海城市知识分子作家不同，他们的文化观念与文化性　格源自深厚的农村传统文化，其生活感悟与创作题材皆源自乡村社会，因此在文学创作　中，他们倾情表现乡村生活，细致描述农民的日常生活，满怀挚爱的塑造完美的农民形　象；在文艺批评中，他们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乡村文化观念审视和衡量任何文艺作品　，潜意识地将与乡村社会生活迥异的事物、与乡村文化审美情趣相悖的审美对象视为异　端，尽管在实际运作中他们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造成了持乡村文化心态　和观念的文艺批评与蕴涵城市文化观念与审美情趣的作品在文化意识上的误读与冲突。　而逐渐形成的一体化的文艺观念则为这些误读与冲突提供了权威的衡量尺度与批评规范　，提供了系统的批评话语。客观上看，解放区文艺以及与之相伴生的文艺理论是产生在　中国农村，特别是西北乡村，产生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的年代，整体上不可　避免地受到了地域与时代的强烈影响与制约。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文艺创　作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面对更为复杂的城市社会现象和人群，面对文化取向多样　、知识水准较高的读者群，解放区文艺创作观念与批评标准显然应当随之调整、充实、　完善，因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命力的活的灵魂。但囿于当时的客观环境　和主观认知水准，民族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年代形成的文艺观念，规范了文艺创作的　多样化审美取向，且成为文艺批评的唯一理论资源，这就不难理解蕴涵有城市文化价值　内涵的作品为什么总是遭到全面系统批评了。
　　三、文化隔膜的生活现象以及一点思考
　　地势地貌、气候物象、生活资源、生产方式、风土人情，诸多因素构成了特定的文化　环境，每一个人生活其间，其思想、行为、感情、意识就与这一环境形成同构，进而积　淀为稳定的文化心理，成为每一个文化分子漫长人生中认识客观世界，衡量万事万物的　座标体系和价值尺度。在中国农村与城市相当隔绝的十七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乡村　文化与城市文化隔膜的情景。如农民讥讽城市女性烫发，是“头上顶着一个鸦雀窝”，　城市文艺工作

者下乡演出咏叹调，大嫂们对美声唱法充满了惊讶和不解。20世纪60年代　初，首都剧院演出芭蕾舞《天鹅湖》，有家权威报纸登出评论员文章，指出那些女演员　露出白白的大腿，“我们工农兵不爱看!”这些现象说明，两大文化板块相互隔绝极易　造成隔膜，这里不存在不同阶级政治观念的差异，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是　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差异形成的隔膜，是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管理下不可避免　会产生的文化现象。如今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城乡交通、资讯　交流、信息传播日益发达，城乡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趋同也日益加强，城乡文化　形态的差异和文化心理隔膜不再有那么远的距离了。而在十七年的文艺发展历程中，人　们对这一点是相当缺乏认识的。当时，只要对某部作品的阅读产生分歧，无论是批判者　还是被批者，都是在政治与阶级的概念与范围里展开思考与论争，这实在是十七年文艺　批评中的一个盲区。不可否认，当初有些作品被批、被封杀，确实是政治上的因素，比　如《保卫延安》、《刘志丹》等作品，但那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可抗拒的政治　情势，这是题外话。今天看来，当时很多作品如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考虑，从文化隔膜、　文化碰撞的层面去审视、去解释，不少创作与批评上的问题是比较容易争论清楚的。
　　近十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东西文化、南北文化不断地碰撞、交　融，正汇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文化潮流。顺应这一世界潮流，跨入21世纪的中国正敞开胸　怀，与国际社会全方位地接轨。有鉴于此，以宽广的胸襟与视野，以有容乃大的睿智，　吸掇采撷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应是今天文艺批评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应采　取的积极姿态。
【参考文献】
　　[1]朱

《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