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寻求大智慧
活动所左右，成为过度投机的市场或完全投机的市场。单纯投机无异于赌博，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和价值增殖，而只是造成财富的再分配：从输者的口袋转到赢者的口袋。再考虑到税费和手续费抽取了一部分，赌输的概率必然大于赌赢的概率。只有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才能稳操胜算。与此同时，股市交易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性”。于是有些人就可以利用证券市场的这种特性，运用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操纵造势、进行“内幕交易”等手法，进行金融欺诈活动，牟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各国无不制定严格的规则，对证券市场进行严格的管理，对非法牟取暴利者实行严厉的惩罚，以保护大众的利益。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诈骗丑闻也是经常出现的。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发生货币过量供应的情况下，证券市场就很容易和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等不确定性很大的市场一样，在人们的赌博心理的支撑下，出现哄抬价格的投机狂热。这时，人们为追逐价差暴利而纷纷入市抢购，于是“越涨越抢，越抢越涨”，形成“气泡现象”，似乎财富不吹自胀，所有的人都在一夜之间发了大财，其实物质财富并没有增加，“气泡”也终有一天会破灭。当出现“崩盘”现象时，正反馈的过程完全反转过来：“越跌越抛，越抛越跌”，使持股者全被“套牢”，大量的股民破产。“气泡经济”沿着价格上扬-狂热投机-诡计诈骗-急剧崩盘这样的轨迹运动。不论狂热投机，还是急剧崩盘，都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冲击。
从谏如流：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智慧
这些应当说都是当代经济学提供的关于证券市场的“大智慧”。正是因为经济学对证券市场有这样的认识，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提出过忠告：审慎地对待股票市场，不要对股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例如，耶鲁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托宾(JamesTobin)在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上，一方面竭力主张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另一方面建议在二十年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
另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缪尔逊教授一九九二年在一篇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中指出：“为什么我认为现在中国大陆搞股票市场不那么重要呢？”“要点在于从历史上看，有组织的股票交易往往是随着包含更多信息的那些市场———城乡交易会、商贩、零售和批发的推销等的发展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对十九世纪美国的商业和生产来说，乡村银行和当铺的重要性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或芝加哥交易所。”(见《比较》杂志一九九二年第五期，第2-3页)
还有前面讲到的斯蒂格利兹教授。他在一九九三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获利很高。而在美国，人们常说股票市场只是有钱人游戏赌博的地方。股票市场当然重要，人们可以交易其股份和风险。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筹措用来投资的资金的十分重要的场所。”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股的发行，远远赶不上企业购回现股的规模，从而资本在股票市场是净流出。具体来说，新股减去回购对追加投资的比率是-9%。在其他发达国家情况好一些，也只有2%左右。人们的普遍认识是，股票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架构，但不是融资的重要来源。(见《读书》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王则柯《拯救美国的经济学家》)
此外，台湾的“经济大老”孙运璇先生一九九三年九月在同大陆经济学家谈话时提出，希望大陆把八十年代后期台湾的“金钱游戏”为鉴戒，避免落入气泡经济的泥坑。在当时的台湾，人们玩弄金钱游戏，投机敛财，以致艰苦创业的意志消磨殆尽，腐败奢靡之风盛行，“笑贫不笑娼”成为风气，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之中。(见《改革》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孙运璇谈台湾经济起飞是团队运作的结果》)这些是不是也可以为我们作“大智慧的思考”提供一点参考呢？
目前中国股市正处在从狂炒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的痛苦调整过程之中。我们要做的，绝不是用政府托市、救市行动重新把“气泡”吹起来，再造虚假的繁荣和再次崩盘的悲剧；而是要真正拿出大智慧来，妥善地、以代价最小的方式实现向良性市场的过渡，形成健康的证券市场，为投资者开辟通畅安全的投资渠道，为企业家创造广阔便利的融资天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创设能够促进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证券市场架构。(吴敬琏)
编者按：
即使是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吴敬琏”三个字近来的曝光率也足令人惊叹。究其原因，是他面对大众传媒说了些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颇有刺激性的话。这些话不仅招致股市内外的街谈巷议，甚至激起经济学界的重磅回应，可见着实有些斤两。
吴敬琏究竟说了些什么？
这里我们无意重复他在电视荧屏上的只言片语———相对系统的学术思想而言，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只是吴敬琏在特定情境、语境下对自己的片段的近似的表达。要用作讨论的基础，吴敬琏自己的学术文章似乎更
其实，《何处寻求大智慧(第2页)》更像教授开给学生的参考书目，逐册细读固然受益终生，走马观花也能避免些误解和歧义。换言之，即使在智慧方面毫无长进，最现实的意义在于弄清吴敬琏到底在说什么，是怎么说的，以便在拍案而起时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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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谏如流：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智慧
这些应当说都是当代经济学提供的关于证券市场的“大智慧”。正是因为经济学对证券市场有这样的认识，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提出过忠告：审慎地对待股票市场，不要对股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例如，耶鲁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托宾(JamesTobin)在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上，一方面竭力主张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另一方面建议在二十年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
另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缪尔逊教授一九九二年在一篇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中指出：“为什么我认为现在中国大陆搞股票市场不那么重要呢？”“要点在于从历史上看，有组织的股票交易往往是随着包含更多信息的那些市场———城乡交易会、商贩、零售和批发的推销等的发展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对十九世纪美国的商业和生产来说，乡村银行和当铺的重要性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或芝加哥交易所。”(见《比较》杂志一九九二年第五期，第2-3页)
还有前面讲到的斯蒂格利兹教授。他在一九九三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获利很高。而在美国，人们常说股票市场只是有钱人游戏赌博的地方。股票市场当然重要，人们可以交易其股份和风险。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筹措用来投资的资金的十分重要的场所。”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股的发行，远远赶不上企业购回现股的规模，从而资本在股票市场是净流出。具体来说，新股减去回购对追加投资的比率是-9%。在其他发达国家情况好一些，也只有2%左右。人们的普遍认识是，股票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架构，但不是融资的重要来源。(见《读书》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王则柯《拯救美国的经济学家》)
此外，台湾的“经济大老”孙运璇先生一九九三年九月在同大陆经济学家谈话时提出，希望大陆把八十年代后期台湾的“金钱游戏”为鉴戒，避免落入气泡经济的泥坑。在当时的台湾，人们玩弄金钱游戏，投机敛财，以致艰苦创业的意志消磨殆尽，腐败奢靡之风盛行，“笑贫不笑娼”成为风气，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之中。(见《改革》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孙运璇谈台湾经济起飞是团队运作的结果》)这些是不是也可以为我们作“大智慧的思考”提供一点参考呢？
目前中国股市正处在从狂炒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的痛苦调整过程之中。我们要做的，绝不是用政府托市、救市行动重新把“气泡”吹起来，再造虚假的繁荣和再次崩盘的悲剧；而是要真正拿出大智慧来，妥善地、以代价最小的方式实现向良性市场的过渡，形成健康的证券市场，为投资者开辟通畅安全的投资渠道，为企业家创造广阔便利的融资天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创设能够促进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证券市场架构。(吴敬琏)
编者按：
即使是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吴敬琏”三个字近来的曝光率也足令人惊叹。究其原因，是他面对大众传媒说了些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颇有刺激性的话。这些话不仅招致股市内外的街谈巷议，甚至激起经济学界的重磅回应，可见着实有些斤两。
吴敬琏究竟说了些什么？
这里我们无意重复他在电视荧屏上的只言片语———相对系统的学术思想而言，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只是吴敬琏在特定情境、语境下对自己的片段的近似的表达。要用作讨论的基础，吴敬琏自己的学术文章似乎更
扎实和完整。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读最近他在公众场合提及的《何处寻求大智慧(第2页)》一文，尽管发表在1994年第8期《读书》上的《何处寻求大智慧(第2页)》一文并非新作，但从提及该文时的态度看，他对文中的观点是坚持的。
其实，《何处寻求大智慧(第2页)》更像教授开给学生的参考书目，逐册细读固然受益终生，走马观花也能避免些误解和歧义。换言之，即使在智慧方面毫无长进，最现实的意义在于弄清吴敬琏到底在说什么，是怎么说的，以便在拍案而起时理直气壮。
《何处寻求大智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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