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前文学批评的规范与标准

形式主义理论标准来硬套我们的文学，以致有学者批评说：“原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我们也弄不明白了。原本来我们知道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但据说艺术是不能有功利目的的，而鲁迅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有功利目的的，所以鲁迅的小说似乎又不是小说了。”[30]其实，艺术和批评是和时代脉搏紧密相连的，尤其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其影响更为直接和突出。比如，五四时期之所以出现了“问题小说”（鲁迅的小说也多为社会问题小说）和“问题剧”的热潮，就是当时价值观和道德观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竖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可以说，这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成了他们当时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在这之前，中国人几千年来遵循“三纲五常”的传统封建道德规范生活得心安理得，现在，用民主与科学的标准一衡量，发觉这里面原来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合理。比如，原来，由“夫为妻纲”衍生出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被视为天经地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剥夺妇女人身自由的教条被认为是妇女的行为准则；做“节妇”“烈妇”的对妇女的野蛮虐杀被赞为是妇女的美德。现在，用民主的标准一衡量，原来是从法律上剥夺妇女的人身权利；从伦理上否定妇女的独立人格。于是，妇女解放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婚姻恋爱问题、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等等，等等，都被发现了，被提出来了，被写成小说和剧本来反映和呼吁了。这就是价值观的变化带来的文艺的巨大变化。有点类似于新时期开始时人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从极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后，文学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和“寻根小说”的热潮一样。所以，要确定文艺批评标准，重要的还是要确定价值标准。当然，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最高的价值标准，不过，在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妨还有一个最低的价值标准，我认为，这个最低的价值标准可以延续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标准，因为就文学来说，现在的当代文学仍然是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文学源流的发展和延续。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它们的本质的规定性就是具有“现代性”。所谓“现代性”，一是指形式，即不同于古典文学的白话文形式；二是指内容，即五四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考察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首先看其是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符合五四新文学的本质规定，因为五四提出的科学民主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在“FLG”的猖獗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人们民主意识的淡漠就是明证。既然价值标准可以延续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标准，那么文学批评的思想标准就可以在这一价值标准指导下确定。笔者认为，这个标准既不能笼统地说成“真、善、美”那样抽象的概念叫人觉得无法操作，又不能具体到以是否对某项社会运动有利或篇幅的长短来判别它的优劣，把其变成毫无概括力和普遍性的功利主义或形式主义的标准。而是采取既可操作，又有概括力和普遍性且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可的标准。大体上说，一个作家伟大与否，其作品是否有历史的穿透力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其作品来说，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就其作者来说，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具体说来，衡量他作品的审美标准应该看其是否够得上艺术品，是否具有典型性，艺术形式的完美程度如何，是否具有原创性；衡量他作品的思想价值标准应该看其是否表现了反封建的科学民主的五四的理性精神，是否符合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先进性；衡量他作品的道德标准应该看其是否表现了健康向上的精神，是否表现了人类之爱或人性和人民性。就作家自身来说，主要看其与以往作家相比有哪些继承和超越；与同时代作家相比有哪些独特的特点和风格；对后世是否能产生较大的影响。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这样一个自认为比较易于操作的批评标准，不知能否得到大多数作家和批评家接受或认同，如能抛砖引玉，引起理论界和批评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重视，笔者也就不胜欣慰了。
　　　　三　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立品格
　　狄德罗在论到作家、批评家和读者的关系时说：“作家的任务是一种狂妄的任务，他自以为有资格教训群众。而批评家的任务呢，那就更狂妄了，他自以为有资格教训那些自信能教训群众的人。作家说：先生们，你们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批评家说：先生们，你们应该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的老师。对群众来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假设作家的作品不高明，他们嗤之以鼻；如果批评家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们也同样对待。”[31]狄德罗这里涉及到了创作、批评与读者，或者说作家、批评家与读者的自我定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三者之间根本没有高下优劣的等级之分，更没有主从或隶属之别，他们之间是平行、平等、互补互动的。长期以来，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由于对自己定位不清楚，对相互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以致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争论，影响了创作

和批评互补互动的相互促进。比如，一些作家总认为批评是从属于创作的，是为创作服务的，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跟在艺术家脚印后面作注解。他们把批评比作创作的“傧相”或“伴郎”，甚至看成是创作之树上长的蘑菇木耳之类的“寄生虫”，认为批评家端的是作家的饭碗，所以有人称“红学家”们是吃曹雪芹饭的，称研究鲁迅的是吃鲁迅饭的，以致有吃郭沫若饭的，吃茅盾饭的，吃钱钟书饭的等种种说法，甚至学者型作家钱钟书先生自己也在散文中讽刺批评家说：“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32]基于这样的思想，当批评家的批评与作家的思路不一致时，作家往往抱怨批评家不懂创作，批评不中肯，对写作毫无帮助。因为有人把作家比作厨师，把批评家比作品尝师，所以，有些作家在听到批评家对自己的作品的批评意见时，还会不屑地抱怨批评家只会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并和批评家叫板说，你也进厨上灶烧几个菜我看看！而另一种情况则是批评家自视高于作家，把自己看作君临作家之上的审判官，认为作家不懂理论，其作品的好坏，全由批评家说了算。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就作家与批评家的平行独立关系这一点说得比较中肯，他认为：“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出有，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33]
　　首先，批评并不依附于创作而是独立的。批评也是一种精神创造，批评的实现，也是批评家人格的实现。如果说创作是以现实生活为素材，那么，批评就是以作家作品为素材，即以创作生活为素材，二者同为精神劳动。作家精神劳动的成果是作品，批评家精神劳动的成果是理论批评。作家的创作可能是以某一个小的环境（如某个村庄、工厂、学校、机关、公司等）和某几个人为素材和原型的，但是，他的作品出版后却不仅仅是给这个小环境的某几个人来看的，而是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所以作家在创作时决不局限于这个小环境或某几个人的真实情况，而是加上自己的创造性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作家作品的好坏决不能只由这个小环境的某几个人来做决断。同样，批评家对一些作家作品的理论批评，也决不仅仅是绐某个或某几个作家来看的，决不仅仅负有表扬或批评的职责，而也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给广大读者看的，是要和理论家和批评家进行精神对话的。所以作家和批评家是平行平等的而不是依附或隶属的关系，二者的工作有联系但又是分别独立的，是具有不同的性质的，即具有“诗”和“思”的不同，创作是“诗”，而批评却是科学的“思”。批评是有独立的品格的。
　　另外，批评虽然可以对作家作品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引导读者或作者进行欣赏、体味、比较、选择进而作出判断和评价，但批评家也决不能自视为君临作家和读者之上的审判官，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指导读者，教训作者。因为作家和批评家和读者都是平行平等的，作家和读者包括其他的批评家或理论家对批评家的批评同样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来阅读和理解的，对批评家的观点或者认同、或者理解、或者反对、或者置之一笑都无不可，因为上帝——读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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