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为信仰留余地 ——读布伯，哈贝玛斯，汉娜.阿伦特

学,形而上学已经走到头了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肯定而言,这不意味着上帝已死,因为我们实在对上帝的存在性一无所知,甚至连‘存在性’这个字眼用于修饰‘上帝’也不对头。我们真正意味着的,是几千年来我们思考上帝的方式不再令人信服；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死了’的话,那么正是传统的关于上帝的想法死了。类似地我们可以认为所谓哲学的终结或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关注的古老问题丧失了意义,而是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再令人信服。” 
     
        阿伦特深爱着她的老师海德格尔,那个“编瞎话从不脸红”的海德格尔,知晓他与纳粹之间的关系只为她的爱增添了更多的苦涩,却不曾真正减弱了这爱,“每次约会的方式都完全由他决定,随他的意愿更改,...她则只是服从他的安排...。”她死后一年,他也死了(参见戴晴,董鼎山译<汉娜.海德格尔>)。虔信的她,爱着思想与行动如此剧烈冲突的他。更何况她始终还保持着与另一位导师,海德格尔终生的密友,纳粹的敌人,耿直的雅斯贝尔的友谊。“她怎么可以继续保持对海德格尔忠诚，他在政治上，她必须认为，是属于那些迫害她的人的，她怎么能保持对他忠诚而不背叛了自己呢？...直到他们战后的第一次会面之后，她仍然这样给他写信：‘那个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真是对我全部生命的意义的再确认。’”（Rudiger Safranski,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年, 第22章）。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心灵与头脑的冲突,信仰与知识的冲突。所有这些刻骨铭心的体验,在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分出席耶路撒冷对纳粹杀人魔王埃什曼的审判时,终于酿成无法抗拒的写作冲动---什么是思?老师海德格尔的<什么召唤着思?>无法令她满意。什么? 撬?纳粹分子的行为不再可能用无视道德(或缺少‘良知’)来解释,因为行为的‘非人性’太明显。阿伦特觉得,真正的原因在于罪犯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过。不思,我们生存的烦让我们常常‘忘记’思考。思的‘被遗忘’比老师说过的‘存在’的被遗忘远为严重。或者,因为“存在与思原本是一回事”,所以不思是罪犯遗忘了‘人’的存在的原因,不思使人变为邪恶。思想真的只是‘静观’吗?思想真的无法影响行动吗?在行动的意志与静观的思想之间的是什么?道德判断是一种意志力量还是一种思想力量?没有人比她更有资格来写这样一本书,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用心灵,而不是用谎言(包括遮遮掩掩的行为)。 
     
        让我先以不分段落的方式(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实在非常紧密)讨论海德格尔对尼采的宣言“上帝死了”的分析中的几个段落(参见孙周兴译海德格尔<林中路>):“...疯子乃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我们的思想的耳朵呢?我们的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要它还没有开始思想,它就听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页272)。‘理性’?海德格尔所说的理性正是逻各斯沦为‘存在论-神学-逻辑’以后的理性,也正是康德呼吁我们推拒的‘知识’(从‘主体-客体’两分的科学理性而来)。那么海德格尔此处所说的‘思想’是什么?这‘思想’如何离开‘理性’而思考呢?从海德格尔后期的论说来看,这离开了‘理性’的‘思想’的方式显然是‘诗’。他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结尾处这样写道:“那么,思就必须在存在之谜上去作诗。思才把思想的早先带到有待思的东西的近邻”(<林中路>页383)。‘诗’,不服从‘逻辑’。诗人用‘心’思考,诗人的思乃是本真意义上的‘心智’,而‘理性’只是苍白的,被抽? 肓舜嬖谥?胬淼摹?蒲?神学’。海氏从莱布尼茨<单子论>那里发现了令诗人激动的东西:“...称之为‘自然变化’的那种运动和激动,这种运动和激动完全支配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即,知觉的和欲望的

存在者。尼采...把如此这般规定着在其本质中的存在者的那个东西把捉为‘强力意志’”(<林中路>页236)。尼采说:“只要有生命的地方,我就会找到‘强力意志’...”(页239)。尼采还说:强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页241)。对海德格尔而言,“思与存在原本是一”。那么,令诗人激动的东西与存在的本质是否为同一的呢?是否就是生命的‘强力意志’呢?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是否就是海德格尔所思考的‘聚集’呢?海德格尔说:“然则存在者之存在的这一真理具有何种方式呢?此种方式...只要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之存在被规定为意志,并因而被规定为自我意愿,而自我意愿本身是自我认识,那么,存在者...就以自我认识的方式成其本质。存在者自行呈现出来,而且是以‘我思’方式向其自身呈现出来...。也即表象...自我认识便成了绝对主体。在自我认识中聚集着一切认识及其可认识的东西。它是认识的聚集,犹如山脉是群山的聚集。主体的主观性作为这样一种聚集就是认知,是意识,是认识之聚集,...但认知本身? 褪且庵尽Ｔ谥魈宓闹魈逍灾?作为主体性之本质的意志便显露出来。作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现代形而上学是在意志意义上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页248-249)。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意志’的意义上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现代形而上学),与‘聚集’为主体性的认知方式(现代科学),这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呢?一方面,主体性欲求‘强力’；另一方面,主体性欲求‘真理’(因为真理意味着‘确定性’,‘可控制性’,主体的‘绝对性’)。如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思考方式叫做‘科学-神学’吗?正是‘科学’(经验世界的立法者)取消了‘彼岸’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神学’则从内部腐蚀了‘彼岸’的合法性，“对上帝和超感性世界的最后一击就在于,上帝,这个存在者之存在者,被贬低为最高价值了。对上帝的最猛烈的一击,并不是上帝被认为不可知的,也不是上帝的存在被证明为不可证明的,而是原本是现实中的上帝被提升为最高价值了”(页264)。对海德格尔来说,实存着的‘上帝’一旦被神学家和教会从尘世抽离为‘神’,成为外在于人的‘价值尺度’,成为‘形而上’的,上帝就被杀死了。所以,上帝之死甚至不自科学时代始,而自神学时代始,这是两千年西方的命运。 
     
        正如哈贝玛斯指出的:海德格尔,尽管他不同意尼采的‘意志’说,却始终没有提供给我们思考的真正方式(<后形而上学之思>)。事实上,如果海德格尔从神秘论的‘道’返回到明确的语言形式里来,那么很可能,他将与尼采面对同一个难题---如何免除陷入‘唯我论’的泥沼。战争刚刚结束，还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那次“肯定生命”会面之前，她已经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何为存在主义哲学？”）这样批评老师了：萨特总是强调存在主义的社会责任，...可是在德国的存在主义者当中，从谢林，尼采，到海德格尔，始终有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倾向，要从个人的自我当中去寻求真理，同时放弃‘不真实的’社会。只有在雅斯贝尔那里这一倾向才得到克服。而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则走到了存在主义的唯我论的顶峰，以本真的自我取代了上帝（参见上引）。 
     
        对阿伦特来说,‘思’不能是纯粹的静观,尽管她的“思想”篇的题记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思,不是科学,思不导致知识；思不带来实践智慧；

《知识，为信仰留余地 ——读布伯，哈贝玛斯，汉娜.阿伦特(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