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下）

    同时，我们应该承认，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别和矛盾。所以革命队伍内部就存在一个调节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问题。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之后，工农的重要性明显地显示了出来。为保护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在指导思想上就必然要更多地抑制知识分子而迁就大众，说服知识分子去迁就大众，而不必考虑矛盾和冲实的性质和是非。这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因为武装革命是那么迫切，改变国民的落后性以适应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迎合大众而抑制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鲁迅所致力的改造国民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为了革命，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中国历史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作为古老文化载体的工农大众如海涛般吞没了作为现代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

    回顾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总有几分悲哀，他们如夹缝中的弱草，听到了阳光的召唤，艰难地生长出来而肩负起了民族新生的使命。但是，历史却注定要让他们忍辱负重。没有阳光，没有水，他们既承担着帝国主义蹂躏下的民族伤痛（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受要比工农深刻得多），又承担着封建文化的各种打击，既为专制统治所不容，又为工农大众所拒绝，在民族的危难之秋，他们觉醒得不合时宜，在现实面前，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不愿为此而指责任何人，因为无论谁领导中国革命，只要他充分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同时又急于推翻旧的统治，就必须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沉重的历史。

    四

    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又一结果是带来了文学艺术水平的降低，作为表层现象，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一直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问题而难以克服。几十年来人们不是不愿意克服这些弊端，而是没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端。因为人们对这些弊端的根源一直缺少认识，事实上，在知识分子主体失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文学创作需要自我生命的溶入，需要真情实感。然而，民间化大众化却要求作家获得大众的意识，放弃真实的自我而扮演民间大众。这就出现了“真实的自我”和“佯装的自我”的矛盾，出现了“真实主体”与“模拟主体”的矛盾。

    从20年代末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就非常自觉地代大众立言，而且很积极地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的思想，对五四精神和启蒙主义，对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已经没有多少留恋。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努力获得大众的思想感情。他们自身毕竟不是工农大众的一员，要代大众立言并非一件容易事。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真正大众的声音。他们虽然高喊着要做工农大众的留声机，但当留声机也并不容易。对此，鲁迅在《路》中曾经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从洋人家里也好，从咖啡馆里也好，当然寻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鲁迅讽刺的是他们无法真正代表无产者这一事实。

    因为鲁迅一直相信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而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创造社的人们血管里流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血。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表现所谓“无产阶级意识”

    的努力。因为工农大众的代言人往往本人并不是工农大众。真正的工人却往往被判定并不具有无产阶级意识。20世纪文学中真正的民间大众话语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劳动大众还没有能力在文坛上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所谓民间大众话语大都还是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而代其表达的。

    他们要很好地表现大众的声音，就必须深入生活，去努力体会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这就需要改造。从大众文艺运动开始，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且不说这种改造是否正确，也不说知识分子愿意不愿意把自己改造成真正与大众在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上都一致的人，即使他真正愿意改造，要改造好也决非易事。由于改造的艰难性，创作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是知识分子真实的自我，一个是根据体验而获得的代表大众的自我。真实的自我非常顽强，它往往在这一时刻压抑了自己的声音，在另一时刻真实的自我就会顽强地再冒出来。丁玲的创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显然表现着一种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

    女主人公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和心理。参加左联后，丁玲写出了表现群体生活的《水》，这是一篇努力表现群众生活的作品。它因此受到左联的赞扬，冯雪峰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赞美她从自我小天地走向了社会，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的革命道路。然而，大家都知道，作者自己也未必不清楚，《水》这样的作品无法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相比。

    丁玲一生在这条路上走得曲折而疲惫。作为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年作家，丁玲到达延安的感觉是到了家的感觉，由此也可以证明在政治上丁玲与延安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但是，丁玲在到家之后的放松里，写的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样的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和启蒙主义精神的作品。丁玲只有再一次虚心地向人民大众学习，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使自己完全地进入正在准备成为国家权威话语的民间话语。

    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文坛上，出身于工农大众的作家极为少见。于

是也就无法回避这种矛盾的普遍性。作家大都是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知识分子的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这一切构成了知识分子真实的自我。然而，这自我失掉了表现的合法性，他们需要表现的是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形式等。他们象丁玲那样表达不好，那就需要反复改造。的确，重要的不是他们对工农生活是否了解，而是象毛泽东所注意的一样，是思想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所以，他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深入生活，而是改造思想。深入生活的意义主要是获得素材，而在深入生活中改造思想才是更重要的，它的意义是获得思想和感情、态度和立场。

    从大众文艺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作家们都在进行这两个方面的努力。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它成功的经验不多，而失败的教训却应该记取。真实的自我与佯装的自我总在较量，然而，一旦真实的自我完全被遮掩之后，作品就会变成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说教，而真实的自我出现之时，作品就会放射出艺术的光彩。

    左联的创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些到今天仍然没有被完全忘记的作品，却恰恰不是他们理论上所倡导的，而是恰恰相反，成功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话语精髓仍在的作品。柔石的《二月》，殷夫的诗，之所以有艺术魅力不是因为它的民间化，不是因为它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而是因为它还鲜明地打着作家真实自我的印记，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大众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而是因为表现了他们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融

《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下）(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