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下）

    对于从4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作家来说，还有一层无法回避的矛盾。知识分子作家即使深入生活，完全体会到工农大众的思想和感情，充分担负起代言人的职责，成功地完成对模拟主体的模拟；或者作家自身就是工农兵，表现的就是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情，仍然是不够的。工农作家的作品被认为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而没有表现无产阶级感情的批评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罕见。知识分子的真诚代言更常常被指责为别有用心。很多作品之所以受批判不是因为作家没有深入生活和获得大众的思想感情，而是恰恰因为深刻地表现了生活中具体的真实。这种情况反映着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及国家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但是，同时也说明，大众话语的确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存在。它有具体的存在和抽象的存在两种形态。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国家权力话语以自己的声音代替大众而扼杀真正的大众的声音。然而，由于大众的广大性，它事实上存在一种无法把握的虚幻性。一个作家在深入生活中把握了一个工人的思想感情或者一群工人的思想感情，我们仍然无法严格地实证它是否大众的思想感情。因此，面对大众思想感情的权威代表，任何反驳都往往是无力的。

    正如面对非全民选举而表达的所谓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服从权威，听命于神喻。这就导致了创作主体的多重分裂，产生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中日益严重的一个现象：“真实主体”、“模拟主体”和“权威主体”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当然产生不了血肉丰满并且情真意切的作品。

    当然，个人的话语与大众或者权威话语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当代文学创作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经验是：文学创作成功于隐形主体与表象主体的重合之处。它的成功取决于那个隐形的真实主体的暴露。取决于那个真实自我与佯装自我的重合。

    然而，这却是夹缝之中比例极小的成功经验。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的自我，作家无论自愿还是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而去体验别人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去获得别人的立场，放弃自己的话语而去操作其它的任何话语，都难以获得真正成功。它带给文学的都将是损失。

    注：（1）周作人：《平民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Ｐ211212.
    （2）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4月。
    （3）（14）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见《当代中国文艺论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版。
    （4）（11）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
    （5）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文化批判》第四号，1928年4月出版。
    （6）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
    （7）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 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
    （8）《欧化文艺》，见《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Ｐ880，881.
    （9）（12）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创刊号。
    （10）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232.（13）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Ｐ875，878.（15）《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Ｐ200.这是直到今天我们出版的辞典中仍然保持的解释。“大众化”辞条之下的全部解释就是：“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根据这个解释来理解和判断大众化，更可以看出它与五四新文学精神背道而驰的性质。
    （16）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袖珍本Ｐ52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