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性的修辞”——英国浪漫主义的解构阅读
学的本源……总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 个与传统画面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是浪漫思想的中心 议题，现在这种辩证性已经被彻底地置入了一个存在于寓言符号体系之内的时间关系之 中。它变成了一种处于时间困境中的自我与企图对抗这种困境的努力之间的冲突。从语 言的层面来看，盛行于19世纪的象征优于寓言的论调只不过是这种企图将自我神秘化的 诸形式之一。[4](PP202-208)
正是由于寓言不像象征那样讳言自己的时间性和有限性，不企图将受时间限制的主体 性与外在于时间的客体融为一体，所以前者优于后者。
德·曼对象征的贬斥和对寓言的尊崇向以艾布拉姆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内在性 范式发起了挑战，从而引发了对浪漫主义进行解构性阅读的风潮。从70年代到80年代， 一大批研究者们纷纷效仿德·曼的解构策略，即努力去发掘浪漫主义诗人是如何竭力然 而又是徒劳地去逃避自我的时间性以及建构自我语言的时间性的。1984年，阿丹·里德 从这些浪漫主义的解构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本论文集：《浪漫主义和语言》(Romanticism and Language)，该书的标题显然是有意针对布鲁姆在70年代所编的《浪 漫主义和意识》(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ness)而定的。这两个标题分别言简意赅 地勾勒出了内在性范式注重主体的内在意识而解构主义范式注重主体的语言性这两种不 同的范式特征。对解构主义而言，主体的意识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透明的存在，而 是由语言所建构而成的，而语言本身却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主体永远不可能逃离语言或 符号系统的限制，而语言或其它符号系统也永远不可能逃离时间性的限制；浪漫主义宣 称，象征性语言可以将时间性和语言性的主体与某个外在的、超验的客体融合起来的断 言是一种谵妄。这种思路贯穿着《浪漫主义和语言》中所收编的各篇论文，如蒂矛斯· 巴赫梯(Timothy Bahti)在《华兹华斯的修辞性盗窃》(“Wordsworth's RhetoricalTheft”)一文中便明确拒绝“首先预设一个主体，到后来才发现这个主体的意识只存在 于修辞性语言的关系之中”；而且，他还坚持认为，“语言结构”是“自我及其意识功 能之可能性存在的条件”(p.99)。玛丽·雅可布斯(Mary Jacobus)的《写书的艺术：浪 漫主义散文和对过去的写作》则着重讨论了德·昆西、赫兹里特以及兰姆关于浪漫主义 自传的语言观。雅可布斯指出，华兹华斯在《序曲》中总是拒绝承认自我的语言性以及 语言符号的互相指涉性(而非指向一个外在的现象)，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华兹华 斯就势必放弃他所赋予给那个自传主体的实存性和超越冲动。但是，雅可布斯指出，上 述三位浪漫主义散文自传作家却放弃了华兹华斯的观点，转而承认语言以及自我的空洞 性：“浪漫主义散文作家们提醒我们，‘一个诗人的心灵成长史’受制于其写书的艺术 ；他们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华兹华斯无论如何也不愿讲述的故事——即书中的语言仅仅是 语言自身的历史。”(p.246)这即是说，由于主体的语言性以及语言的时间性(即符号的 相互指涉性)，即使自传也不可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自我；自传中所呈现出的那个心灵 仅仅是语言的建构物。所以雅可布斯声称，“在《序曲》第五章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恐 惧贯穿于其间：不是我们在写作，而是写作在写我们；对过去的写作——而非对‘过去 的本质’的写作——决定了‘我们的成长’。”[5]
毫无疑问，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诠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对浪漫主义文本中 的那些掩盖在意识层面之下的矛盾和抵牾的发掘和解剖使我们对浪漫主义有了更深入、 更全面的认识。然而，其症结也十分明显：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所采用的十分形 式化的诠释策略显然适用于各个时期的各种文本，而且结论肯定都完全一样——如果有 一个例外，那就是所谓
解构主义的这种症结之根本原因显然在于它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不管主体的语言性 和语言的时间性是多么的宿命化，但主体和语言必定首先是一定的社会和历史境中的主 体和语言；文学文本丰富的可读性首先就在于它们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离开了历史/社 会这一基本的向度，文学批评就只会流于一种纯形式的任意操作。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的 非历史—社会倾向从艾布拉姆斯、弗莱、布鲁姆的内在性范式到德·曼的解构主义范式 终于发展到了极端。极端势必引起反拨。从80年代早期以来，一大批浪漫主义研究者纷 纷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浪漫主义文学话语及其同时代各种非文学话语的关系之上。但这种 对历史—社会语境的重新强调与传统意义上那种以静态的、客观的“历史—社会背景” 来研究文学文本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它不认为文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或政治的—— 能透明地反映出一个外在的现实或真理，而是认为，所有文本都参与了对现实的建构， 因此，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所有其它文本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某一社会 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建构；文本的意识形态表征通常生产和服务于一定历史—社会语境里 的权力结构；因此，文学不再被视为一个“超历史”的美学空间，而是受制于一个具体 的历史—社会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这便是由福柯的话语理论所引发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 评范式。这种范式从80年代末以来逐渐取代了解构主义范式，占据了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中的主流地位。
收稿日期：2002-09-16
【参考文献】
[1]Northrop Frye.Romanticism Reconsidered[C].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63.59.
[2]Harold Bloom.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ness[C].New York:W.W.Norton,1970.
[3]Kathleen Cobum.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C].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1972.30.
[4]Paul& 《“时间性的修辞”——英国浪漫主义的解构阅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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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寓言不像象征那样讳言自己的时间性和有限性，不企图将受时间限制的主体 性与外在于时间的客体融为一体，所以前者优于后者。
德·曼对象征的贬斥和对寓言的尊崇向以艾布拉姆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内在性 范式发起了挑战，从而引发了对浪漫主义进行解构性阅读的风潮。从70年代到80年代， 一大批研究者们纷纷效仿德·曼的解构策略，即努力去发掘浪漫主义诗人是如何竭力然 而又是徒劳地去逃避自我的时间性以及建构自我语言的时间性的。1984年，阿丹·里德 从这些浪漫主义的解构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本论文集：《浪漫主义和语言》(Romanticism and Language)，该书的标题显然是有意针对布鲁姆在70年代所编的《浪 漫主义和意识》(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ness)而定的。这两个标题分别言简意赅 地勾勒出了内在性范式注重主体的内在意识而解构主义范式注重主体的语言性这两种不 同的范式特征。对解构主义而言，主体的意识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透明的存在，而 是由语言所建构而成的，而语言本身却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主体永远不可能逃离语言或 符号系统的限制，而语言或其它符号系统也永远不可能逃离时间性的限制；浪漫主义宣 称，象征性语言可以将时间性和语言性的主体与某个外在的、超验的客体融合起来的断 言是一种谵妄。这种思路贯穿着《浪漫主义和语言》中所收编的各篇论文，如蒂矛斯· 巴赫梯(Timothy Bahti)在《华兹华斯的修辞性盗窃》(“Wordsworth's RhetoricalTheft”)一文中便明确拒绝“首先预设一个主体，到后来才发现这个主体的意识只存在 于修辞性语言的关系之中”；而且，他还坚持认为，“语言结构”是“自我及其意识功 能之可能性存在的条件”(p.99)。玛丽·雅可布斯(Mary Jacobus)的《写书的艺术：浪 漫主义散文和对过去的写作》则着重讨论了德·昆西、赫兹里特以及兰姆关于浪漫主义 自传的语言观。雅可布斯指出，华兹华斯在《序曲》中总是拒绝承认自我的语言性以及 语言符号的互相指涉性(而非指向一个外在的现象)，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华兹华 斯就势必放弃他所赋予给那个自传主体的实存性和超越冲动。但是，雅可布斯指出，上 述三位浪漫主义散文自传作家却放弃了华兹华斯的观点，转而承认语言以及自我的空洞 性：“浪漫主义散文作家们提醒我们，‘一个诗人的心灵成长史’受制于其写书的艺术 ；他们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华兹华斯无论如何也不愿讲述的故事——即书中的语言仅仅是 语言自身的历史。”(p.246)这即是说，由于主体的语言性以及语言的时间性(即符号的 相互指涉性)，即使自传也不可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自我；自传中所呈现出的那个心灵 仅仅是语言的建构物。所以雅可布斯声称，“在《序曲》第五章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恐 惧贯穿于其间：不是我们在写作，而是写作在写我们；对过去的写作——而非对‘过去 的本质’的写作——决定了‘我们的成长’。”[5]
毫无疑问，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诠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对浪漫主义文本中 的那些掩盖在意识层面之下的矛盾和抵牾的发掘和解剖使我们对浪漫主义有了更深入、 更全面的认识。然而，其症结也十分明显：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所采用的十分形 式化的诠释策略显然适用于各个时期的各种文本，而且结论肯定都完全一样——如果有 一个例外，那就是所谓
的元文本，只有它由于有意识地将解构意识置入其文本肌质之中 ，所以早已先于解构诠释进行了自我解构。
解构主义的这种症结之根本原因显然在于它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不管主体的语言性 和语言的时间性是多么的宿命化，但主体和语言必定首先是一定的社会和历史境中的主 体和语言；文学文本丰富的可读性首先就在于它们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离开了历史/社 会这一基本的向度，文学批评就只会流于一种纯形式的任意操作。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的 非历史—社会倾向从艾布拉姆斯、弗莱、布鲁姆的内在性范式到德·曼的解构主义范式 终于发展到了极端。极端势必引起反拨。从80年代早期以来，一大批浪漫主义研究者纷 纷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浪漫主义文学话语及其同时代各种非文学话语的关系之上。但这种 对历史—社会语境的重新强调与传统意义上那种以静态的、客观的“历史—社会背景” 来研究文学文本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它不认为文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或政治的—— 能透明地反映出一个外在的现实或真理，而是认为，所有文本都参与了对现实的建构， 因此，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所有其它文本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某一社会 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建构；文本的意识形态表征通常生产和服务于一定历史—社会语境里 的权力结构；因此，文学不再被视为一个“超历史”的美学空间，而是受制于一个具体 的历史—社会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这便是由福柯的话语理论所引发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 评范式。这种范式从80年代末以来逐渐取代了解构主义范式，占据了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中的主流地位。
收稿日期：2002-09-16
【参考文献】
[1]Northrop Frye.Romanticism Reconsidered[C].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63.59.
[2]Harold Bloom.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ness[C].New York:W.W.Norton,1970.
[3]Kathleen Cobum.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C].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1972.30.
[4]Paul& 《“时间性的修辞”——英国浪漫主义的解构阅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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