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性的修辞”——英国浪漫主义的解构阅读

继《镜与灯》之后，艾布拉姆斯于1963年发表了另一篇研究英国浪漫主义的重要文章  ：《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English  Romanticism:The  Spirit  of  the  Age”  ，该文被收录在弗莱所选编的论文集Romanticism  Reconsidered之中)。在这篇文章中  ，艾布拉姆斯认为，英国浪漫主义将基督教关于“神圣结合”(sacred  marriage)的宗  教理想内化成为了“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自然的结合，这种结合能“从旧的感觉世界  中创造出一个新世界”；艾氏声称，华兹华斯的《隐士》便是这一主题的最好体现：在  《隐士》中，“希望从人类历史转向了个体心灵，从战斗的外在行为转向了想象性行为  ；耶稣(The  Lamb)与新耶路撒冷的结合被转化为主体与客体、心灵和自然的结合。后一  种结合从旧的感觉世界中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1]艾氏还认为，在浪漫主义的美学  体系中，艺术的目的，或者说艺术的象征功能就在于促成这种二元综合。1965年，艾布  拉姆斯又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优秀浪漫主义抒情诗中的结构和风格》(“Structureand  Style  in  the  Greater  Romantic  Lyric”，收编在布鲁姆所编的《浪漫主义和意  识》一书中)，其中，艾氏以柯尔律治为例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前述观点。艾布拉姆斯指  出，在柯尔律治看来，自笛卡尔和洛克以来，西方哲学便出现了一种本质性的谬误，这  就是坚持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它以一个由无序运动着的微粒世界取代了一个由神  意支配的、充满生命力的、(成分之间)彼此和谐共处的世界”；与这种谬误相伴而生的  是“内含于此二元论中的推理方式，即那种推及万物的单子论。后者将不可还原的元素  或部分作为其(宇宙论的)基本出发点，从而将整体构想成为由彼此毫无联系的部分——  不管原子或精神的‘理念’”——所构成的。[2](P217)柯尔律治认为，这种单子论所  构想出的宇宙只是由一堆死寂的微粒所组成的死寂的世界；分析而非综合的方法将宇宙  万物包括作为主体的人彼此异化开来。艾布拉姆斯指出，这样的宇宙对浪漫主义者而言  ，“是不可忍受的，所以许多后康德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以及柯尔律治和华兹华  斯等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试图重新弥合由现代理性所剥离开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统一  ，从而恢复自然的生机，还原它的具体性、意义和人文价值，从而使人能够重新栖居在  那个曾疏离了他的世界家园之中”。[2](P218)
　　艾布拉姆斯指出，柯尔律治在《文学生涯》(Biographia  Literaria)中所提出的著名  的第二性想像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以想像的艺术创造力来恢复自然的神性，因为艺术  的创造力是一种综合和统一的能力，它能够将彼此不和谐的异质性元素统一在和谐之中  。
　　艾布拉姆斯还注意到，柯尔律治关于寓言和象征的区分说明了前浪漫主义时期两种不  同的写作模式。在《政治家手册》(The  Statesman's  Manual)中，柯尔律治曾经说过这  样一段话：
　　寓言不过是将抽象观念翻译成图形语言，后者仅仅代表感官对客体的抽象，其本身并  不重要；结果，观念及其影象表征都不具有实在性，前者甚至显得比后者更无价值，它  从头到尾都没个形状。而象征的特征即在于它以一种半透明的方式在个体中显现出了特  殊(种属)，在个别中显现出了一般(类别)，在一般中显现出了普遍，尤其是在时间中显  现出了永恒。它总是参与进那个它试图解释的现实之中：它一方面阐明着现实的整体性  ，同时自己又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成分遵从着它所表征着的现实的统一性。而寓言却只  不过是幻想武断地加诸于物象幽灵之上的空洞回声而已。[3]
　　柯尔律治想说明的是，在寓言中通常存在着两个层次，一是意象，即被描绘的客体，  一是由意象所表示的观念——二者之间是彼此分离的；而在象征中却不存在意象(即柯  尔律治所称的picture-language)和观念(柯尔律治所称的abstract  notion)的分离，即  意象和观念融为了一个彼此共存的整体。艾布拉姆斯指出，在前浪漫主义的写作模式中  ，寓言优于象征，而在浪漫主义的写作模式中，象征优于寓言，这突出地反映在它们对  自然风景的描绘中。在前浪漫主义的风景诗中，寓意总是作为一种可离析的观念被附加  在风景之上的；而在浪漫主义的风景诗中，风景和寓意彼此融合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在《优秀浪漫主义抒情诗中的结构和风格》一文中，艾布拉姆斯以柯尔律治的《沮丧  颂》(“Dejection:An  Ode”)为例来说明浪漫主义的象征模式。“在这首诗中，自然就  是思想，思想就是自然，彼此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毫无间隙的隐喻连续性。”艾布拉  姆斯进而总结道：“浪漫主义最优秀的风景诗都遵从了柯尔律治的模式，它们展示了主  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思想将已经蛰伏于外在景物之中的东西囊括并显现出来。当  浪漫主义诗人面对着一道风景时，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区分就已经消融于其间。”[2](P2  23)艾布拉姆斯关于浪漫主义力图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分裂以及通过尊象征贬寓言从而以  其象征性写作模式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观点遭到了保罗·德·曼的解构性批判。早在1969  年解构主义哲学刚开始出现时，德·曼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时间性的修辞学》(“TheRhetoric  of  Tempor

ality”，后收入《盲视与洞见》一书中)的论文，其中，德·曼检  视了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象征逐渐取代包括寓言在内的其它修辞格的过程，他并援引伽  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出的“以寓言为代价换来对象征的独尊”的说法来描述  这一过程。德·曼指出，这一过程“与一种新美学的兴起有关，这种美学拒绝在经验和  经验的表达之间作任何的区分……在论及意义时，寓言往往呈现出一种枯燥的理性和说  教，它自己并不构成该意义的一部分；而象征却被认为是源自于感官所面对的意象和该  意象所暗示的超感觉之整体性之间的密切联系之中”[4](PP188-89)。然而，德·曼却  认为这种“新美学”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前提之上的。通过对柯尔律治的《政治家手册  》所进行的解构性阅读，德·曼发现，柯尔律治所坚持的寓言/象征的区分实际上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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