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
的启发。
主观位的方法。指学者基于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经历所作的定位。一些人生成长中的人文环境的差异会被带到研究工作中去，成为学者的建构理论的一个因素。一个在大城市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偏远乡村的简朴和睦的小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对人类美满和谐的生活模式的看法，是会有区别的。在对这种区别的描述上，文艺学者的研究，又能给民俗学者很多启发。许多民俗事象特别富于表现技巧，其文化内涵也可以通过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文艺学者对它的研究过程，也与民俗学的田野定位法的主观位方法相通，文艺学者童庆炳的学术散文《母亲的故事》即为一例。
从闽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儿子的童母，返回前要求画一张画像，重庆炳欣然答应了，但提议不如去拍照，老太太也同意了。老太太随童妻来到一家上乘照相馆，遇见一位高级摄影师，摄影师给老太太拍了一张成功的艺术照，效果是侧脸，柔光，老太太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还面带微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驼背也看不出来了。照片拿到后，童本人以为，构图讲究、层次分明，母亲准会高兴，谁知老太太看了，开始一笑，突然又收起了笑容，问“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以后不管童怎样解释此为艺术照，老太太都坚持要有两个耳朵的照片。他们只好又请那位摄影师给老太太重拍了一张有两只耳朵的相片，老太太才心满意足地告罢。这件事给童庆炳的印象很深，事后他专门写文章做了分析[3]。
在童文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作业中的田野定位说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他所描述的个人经历看，他由于身份的转换、学问的拓展和心智的早悟，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资料的主管层面，并对这个层面做理性分析，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
童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等于划出了属于对象文化的一片“田野点”，设定了学者自我与对象文化的观察距离。在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他从自我和对象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所得出的一次次结论，又成为对个人主观描述形态的一次次积极调整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谈起的。他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画像要求欣然接受，是少年时代潜伏在头脑中的人生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3](p.21)
他的第二次分析，是从他作为大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出发的。文中，他反思了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精神活动，进而发现，自己把学术职业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对母亲所拥有的对象文化的分析中，得出了自我认识正是对象文化的知识空缺的结论，实际上是自己替母亲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却不等于母亲本人的想法，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3](p.22)
他的第三次分析，从回忆自己上大学后仍使用母亲的手缝鞋垫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非民俗原型的、也非学者理论的、而是两者兼具的新构成的中介意识。从民俗学的一方看，更可贵的是，他能一把抓住这种意识，不让它溜走，迅速生成对前两次主观认识的反观思考，然后进行理论提升，才产生了对母亲所能接受的第二照片的解释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时在鞋里给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晴，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3](p22-23)
童文的这次分析和描述，几乎等于一个田野定位说的个案文本，已与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析过程十分相似。而他的前两次分析也并非无用功，因为也都描述了一种主观位方法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文艺学结论也与民俗学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说明两个学科的融通点。
修辞位的方法。指学者在表述自己所看到的资料时所进行的语言选择。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表述语言的属性和范畴，不仅会影响到学术著作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对象文化的读者的文化反应。在这方面，学者在论述对象文化和在对象文化中做研究的自我这两者时，究竟保持多大的距离才算公认的尺度，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有人把这比作照相机的“调焦”技术，意思是要选择恰当的描述对象文化的语言，撰写所搜集到的资料类型，创造未来将要完成的文本，开发学者的个人创造性。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撰写他的田野文本时，采用了挫折叙述的策略，从写自己在当地定位的最初困难谈起，再现了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被对方接受后所发现的对象文化结构，揭示了对象文化的整体网络，并成功地证明了他对这种文化的叙述资格，这展示了他运用修辞位的天才[4l(pp.4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角度选择修辞位的，他研究自己看母亲照片的三次思想活动的表述语言，无不饱含着深情、忠厚、体谅和无尽的思念。他处处考虑怎样让读者在理解母亲文化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学问上写到母亲，都会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亲”字。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一个成功办法，也是把学者与对象文化的关系处理成“亲子关系”、“干亲关系”或“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在文化上“亲”的问题。民俗学者十分强调在人文关系上寻找修辞位，与童相似。
田野定位是一个持续反观的过程，定位方法的实质，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并始终保持与这两者的同样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阐释系统。学者还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对象文化的感觉始终不封顶，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之中，不断地写出来。
中国民俗学者大多出身文学系，从文艺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者不止一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田——田野作业研究中，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田野定位说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些文艺学者的细腻而成熟的思想资料分析，已隐含在对民俗文化的分析中，使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方法浑成一体。它能够为热爱民俗的文艺学者提供一种学术创造的切入点，也能发挥出身文艺学的民俗学者的传统优势。不过，重要的是，对田野作业理论、田野定位说的分寸要掌握好，要善于把生材料处理成熟材料，才能在两个学科之间游刃有余，否则就和交叉研究沾不上边了。
［收稿日期］2002-06-01
【参考文献】
[1] Bror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E.P.Dutton,Inc.
1961,rep.Waveland Press,Inc,1984.
[2] Elizabeth Chiseri-Strater and Bonnie Sunstein 《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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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位的方法。指学者基于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经历所作的定位。一些人生成长中的人文环境的差异会被带到研究工作中去，成为学者的建构理论的一个因素。一个在大城市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偏远乡村的简朴和睦的小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对人类美满和谐的生活模式的看法，是会有区别的。在对这种区别的描述上，文艺学者的研究，又能给民俗学者很多启发。许多民俗事象特别富于表现技巧，其文化内涵也可以通过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文艺学者对它的研究过程，也与民俗学的田野定位法的主观位方法相通，文艺学者童庆炳的学术散文《母亲的故事》即为一例。
从闽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儿子的童母，返回前要求画一张画像，重庆炳欣然答应了，但提议不如去拍照，老太太也同意了。老太太随童妻来到一家上乘照相馆，遇见一位高级摄影师，摄影师给老太太拍了一张成功的艺术照，效果是侧脸，柔光，老太太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还面带微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驼背也看不出来了。照片拿到后，童本人以为，构图讲究、层次分明，母亲准会高兴，谁知老太太看了，开始一笑，突然又收起了笑容，问“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以后不管童怎样解释此为艺术照，老太太都坚持要有两个耳朵的照片。他们只好又请那位摄影师给老太太重拍了一张有两只耳朵的相片，老太太才心满意足地告罢。这件事给童庆炳的印象很深，事后他专门写文章做了分析[3]。
在童文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作业中的田野定位说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他所描述的个人经历看，他由于身份的转换、学问的拓展和心智的早悟，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资料的主管层面，并对这个层面做理性分析，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
童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等于划出了属于对象文化的一片“田野点”，设定了学者自我与对象文化的观察距离。在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他从自我和对象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所得出的一次次结论，又成为对个人主观描述形态的一次次积极调整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谈起的。他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画像要求欣然接受，是少年时代潜伏在头脑中的人生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3](p.21)
他的第二次分析，是从他作为大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出发的。文中，他反思了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精神活动，进而发现，自己把学术职业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对母亲所拥有的对象文化的分析中，得出了自我认识正是对象文化的知识空缺的结论，实际上是自己替母亲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却不等于母亲本人的想法，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3](p.22)
他的第三次分析，从回忆自己上大学后仍使用母亲的手缝鞋垫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非民俗原型的、也非学者理论的、而是两者兼具的新构成的中介意识。从民俗学的一方看，更可贵的是，他能一把抓住这种意识，不让它溜走，迅速生成对前两次主观认识的反观思考，然后进行理论提升，才产生了对母亲所能接受的第二照片的解释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时在鞋里给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晴，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3](p22-23)
童文的这次分析和描述，几乎等于一个田野定位说的个案文本，已与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析过程十分相似。而他的前两次分析也并非无用功，因为也都描述了一种主观位方法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文艺学结论也与民俗学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说明两个学科的融通点。
修辞位的方法。指学者在表述自己所看到的资料时所进行的语言选择。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表述语言的属性和范畴，不仅会影响到学术著作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对象文化的读者的文化反应。在这方面，学者在论述对象文化和在对象文化中做研究的自我这两者时，究竟保持多大的距离才算公认的尺度，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有人把这比作照相机的“调焦”技术，意思是要选择恰当的描述对象文化的语言，撰写所搜集到的资料类型，创造未来将要完成的文本，开发学者的个人创造性。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撰写他的田野文本时，采用了挫折叙述的策略，从写自己在当地定位的最初困难谈起，再现了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被对方接受后所发现的对象文化结构，揭示了对象文化的整体网络，并成功地证明了他对这种文化的叙述资格，这展示了他运用修辞位的天才[4l(pp.4
12-417)。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角度选择修辞位的，他研究自己看母亲照片的三次思想活动的表述语言，无不饱含着深情、忠厚、体谅和无尽的思念。他处处考虑怎样让读者在理解母亲文化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学问上写到母亲，都会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亲”字。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一个成功办法，也是把学者与对象文化的关系处理成“亲子关系”、“干亲关系”或“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在文化上“亲”的问题。民俗学者十分强调在人文关系上寻找修辞位，与童相似。
田野定位是一个持续反观的过程，定位方法的实质，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并始终保持与这两者的同样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阐释系统。学者还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对象文化的感觉始终不封顶，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之中，不断地写出来。
中国民俗学者大多出身文学系，从文艺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者不止一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田——田野作业研究中，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田野定位说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些文艺学者的细腻而成熟的思想资料分析，已隐含在对民俗文化的分析中，使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方法浑成一体。它能够为热爱民俗的文艺学者提供一种学术创造的切入点，也能发挥出身文艺学的民俗学者的传统优势。不过，重要的是，对田野作业理论、田野定位说的分寸要掌握好，要善于把生材料处理成熟材料，才能在两个学科之间游刃有余，否则就和交叉研究沾不上边了。
［收稿日期］2002-06-01
【参考文献】
[1] Bror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E.P.Dutton,Inc.
1961,rep.Waveland Press,Inc,1984.
[2] Elizabeth Chiseri-Strater and Bonnie Sunstein 《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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